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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人口的南迁与长沙经济的发展

2008-10-8 22:4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65|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两汉六朝,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有了大量增加,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达到5960万。两汉之际,由于战乱,人口锐减,直到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才达5000万人。东汉以后,直到隋灭陈的近400年中,战乱灾祸仍频,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处衰败状态,人口已难以与鼎盛时期的汉代相比。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280—289)初年的人口只有1616万。在同一时期,湖南地区的人口数也从顶盛阶段锐减到最低点。140年(东汉永和五年),湖南地区共有人口281万,而到西晋太康初约为85万,南朝刘宋时,又降至33万。当然,这是正史上的记载,当时大量存在的部曲、流民等均未统计进去,实际的数字应该要大得多,不致锐减到如此程度。但这一现象,还是说明了该时期战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是何等的巨大。
  在这一历史时期,累遭兵革战火、灾害的主要是北方和中原地区。而地处江南的湖南地区,相对来说战乱少些,社会相对稳定,因此湖湘成为当时北方和中原人口南迁的重要地区之一。北方和中原人口大举南迁,湖南地区最早要数秦始皇征50万人戊五岭之时。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据《淮南子·人间训》载,50万戌卒分为5军,其中有2军驻守在湖南境内,约为20万人左右。当然,这是强行征发,用于战争的需要,与以后的人口自主南迁有着不同的性质。
  两汉之际,湖南地区人口大增,长沙地区的增长幅度则更大,达到了105万。这种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一方面也与北方和中原地区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密切相关。西汉末期,北方连年灾荒,农民极为贫困,以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许多人在饥饿病痛中死去,活下来的人只得到处流离寻找出路。史载:前48年,西汉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尤甚”。第二年,“齐地饥”,老百姓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前14年(成帝永始三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前4年(建平三年),成帝对大臣孔光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这些数以10万计的流离人口,大多是往相对安定的江南迁徒。有时官府还组织人户南徙,如108年(东汉安帝永初二年),黄河流域连年灾荒,百姓饥困,于是有人建议把“困乏者,徙置荆、扬熟郡”、“令百姓各安其所”。当时长沙正属荆州。据专家们推测,在东汉,湖南境内的民族成分随着中原人口的到来,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动。原先居住在湘江两岸、洞庭湖平原的土著居民“蛮民”已逐渐向西部、西南部退居,广大的江湖平原地区逐渐成为中原人和楚人聚居地,并同部分土著融合,构成汉民族的组成部分。
  规模最大的移民浪潮是在两晋之际。当时我国西北的匈奴、鲜卑、羌、氏等民族巳不断内重徙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西晋永熙、元康(290—299)以后,秦、雍二州大旱连年,“米斛万钱”,大闹饥荒,哀鸿遍野。到永嘉(307—312)年间,幽、并、司、冀、秦、雍6州遭受蝗灾瘟疫,尸骨蔽野,百姓生活悲惨异常。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各族人民纷纷南迁,寻求生路,造成史无前例的流民问题。据统计,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南迁的人口近30万户,约占两晋总人户的十二分之一。大量的流民拥入巴蜀地区,巴蜀的土著居民又大批流亡到荆、湘地区,“时流人在荆州十万余户”,使荆、湘一时成为流民问题十分突出的地区。
  迁徙到长沙地区的流民主要是巴蜀流民,史载:“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万余家布在荆、湘间。”由于荆州刺史荀眺“欲尽诛流人”,以防造反,结果引发了达数年之久的巴蜀流民起义,波及湖南全境,最后为陶侃所镇压。但这些流人大多就在这里散居下来,有的迁居到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南北朝时,长沙地区仍有北方和中原人口涌来,如萧梁时湘州刺史张缵,在任时招诱流亡,“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南迁湘州的人口之多可见一斑。
  为安置流民,东晋王朝曾采取设立侨郡县的办法。《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湖南地区曾侨置南义阳郡,以安置来此的河南义阳郡的流民。在长沙地区,南北朝曾分益阳、罗(当时属长沙郡)等县地安置“巴峡流民”。
  北方和中原地区人口南迁,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包括长沙地区在内的江南地区;其社会经济水平在当时还不及中原地区,但由于北方移民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使“地广人稀”地区的劳动力得到补充,因而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如萧梁时,陈庆之“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已开始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这对提高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具有重大作用。此后几百年全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与中原人口的南迁不无关系。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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