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

　　大禹因治水有功，继承了舜的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公元前21世纪，禹传位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从此，中国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率先从原始氏族社会迈入阶级社会，人类新的文明开始了。继夏朝以后，我国经历了商、周两个王朝。商、周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有了文字，生产工具较广泛使用青铜制作，考古学把这一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大、便于铸造的特点，用它制造的生产工具与石器相比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商代的青铜制造业已相当发达，形成了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工艺程序，表现出青铜手工业严密的内部分工和高超的技艺。到周代，青铜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分布更广，数量更多。
　　长沙出士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均居我国南方之首。据统计，近几十年来长沙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300多件，约占湖南省出土总数的60%。长沙地区的青铜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出以印纹硬陶为标志的本地特色。据考古学家推测，长沙地区最迟在商代中期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宁乡县黄材炭河里遗址堪称长沙地区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曾轰动世界考古界。其中“人面纹方鼎”系有五质感的翠绿色青铜器，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四面皆以人面孔为纹样，在商周器物中尚属孤例。“四羊方尊”，尊体造型独特，漆黑光亮，以4只立体山羊构成。方尊整体纹饰繁复细腻，巧妙精致，有强烈的立体感，采用分铸法制造，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此外，还有兽面纹提漂卣，内置玉珠和玉管l172颗；巨型青铜大铙，卣、戈卣、饕餮纹瓿等，均属罕见的稀世珍宝。1983年在宁乡发现了一件重220.75公斤的铜铙，是我国目前所见的商代最大铜铙。后来又出土铜铙近20件，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这些铜铙组合起来，至今还能奏出清脆的乐曲。宁乡县出土的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多为虎、象、鱼等动物图纹，需置于座上仰击。这与北方铙形体很小，甬部无旋，纹饰简单，可手执而击等特征相比有明显的差别，因而可推断这些大铙是长沙本地制造的。还有长沙县东山出土的碧玉色的商代卣、长沙县跳马涧出土的现流失国外的两羊尊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西周青铜文化继承了商代的成果，并有所发展。湖南已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多集中于湘江流域，特别是湘中、湘南印纹硬陶地区。据专家们研究分析，这些青铜器是移居湖南的古越人所造，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逐步形成起来的以“印纹硬陶”为特征的越文化的发展，体现着越人青铜文化的特色。另外，从湖南本土铸造的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区别主要是有无铭文，有铭文的，一般为外来品）看，虽然往往也反映出北方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但其中还往往体现出很浓厚的地方特色，如仿竹制簋形器，就带有明显的南方风味。
　　最能反映长沙地区西周时代文化面貌的是长沙杨家山和接驾岭遗址。该两遗址属西周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多为食用盛具。接驾岭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青铜矛，发现一处半穴居式房屋遗迹。杨家山遗址则发现了双孔石刀和玉珠串。
　　从发掘的遗址和出士器物看，商周时代的长沙地区经济较新石器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虽然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已有相当大的改进，商代中期以后铜斧等铜制工具在宁乡等地时有出土。在西周后期遗址中，铜制的锸、、铲、斧、锛等工具的出土更是屡见不鲜。
　　商周时期长沙地区的经济与整个湖南地区的发展大致同步。从生产工具看，宁乡、测阳、长沙的商周遗址，出土大量石斧、石、穿孔石刀等石器及铜斧，说明当时长沙地区盛行的主要还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而到西周后期出现了铜锸、铲、、耨等青铜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已进入耕农业阶段。如浏阳发现的，即大锄，是一种重要的起土工具，适合于水稻的耕种。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人面方鼎，鼎内壁铸有“大禾”二宇铭文，证实当时已种植禾(即小米)，并获得丰收。铸此鼎很可能就是用来祭祝天地、庆贺丰收的。
　　除农业外，长沙地区的畜牧饲养业也有较大发展。1949年以前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其腹部以4只羊的前半身为饰，羊头上双角盘曲，颌下有须，喉下有肉髯，神态安祥，形象逼真。这说明羊的饲养在当时已较普遍，而且畜牧饲养业已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生存手段。
　　从青铜的冶铸和制造技术看，湖南地区虽然还比不上发达的中原及关中地区，但从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冶铸等方面显示，湖南的冶铸、制造技术已有了大的发展和迅速提高，并越来越体现出独特的地方风味。如宁乡出土的铜斧，刃部呈圆弧形，刃两侧稍外侈。考古学家证实，此类铜斧仅见于湖南，应是当地土著民族铸造的。又通过对宁乡出土的象纹大铙的金相分析，铜占98.2%，锡占0.002%，铅占0.058%，几乎系纯铜铸成；而像四羊尊、人面方尊及一般利器、兵器都含有较多的锡和铅。可见，当时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采用坚韧度不同的合金或纯铜，其冶铸水平已相当高超。
　　长沙地区制陶业和玉石器制造等手工业，商周时期也有较大发展。长沙东郊杨家山、河西黄家洲、岳麓山槐树坪等处出土的商周陶器，大多为轮制，器形和纹饰更加多样化。长沙县春华围子山商代前期遗址发现有窑址，其陶缸残片与郑州二里岗之“将军盔”十分相似。岳阳对门山发现的商周制陶工场遗址也表明，商周湖南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已出现一些规模较大、设备齐全、能生产多种产品的制陶工场，加工制作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
　　从长沙地区商周青铜器发掘成果还可证实，商周时代长沙地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活动，并开始使用货币。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中藏有224个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末见使用痕迹，而且形体小巧，高度仅6厘米左右，不像工具斧。根据《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以及《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资斧当为资金。可见“斧”曾具备货币的职能。东周铜币“布钱”上常铸有“”字，大抵源于斧下的斤字。由此可认定宁乡铜中贮藏的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货币。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