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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先民的原始开发

2008-10-8 22:1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38| 评论: 0|原作者: 文章注明|来自: 文章注明

  湖南地处中国南部,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交织纵横、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为远古人类从事采集、渔猎和发展原始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南先民们正是在这种地理和生态环境下,以智慧、勤劳和勇敢,不断开拓进取,与大自然进行搏斗,求得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人类最初的原始文明。
  长沙处于湘江下游,洞庭湖滨,湖南的中部地带。长沙之名虽然在周成王之时才出现,但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长沙的远古原始文明也就从这时开始。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距今大约300万至1万年以前,延续的时间十分漫长。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湘水流域即已出现湖南最早的先民。据考古发现,长沙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器是1991年浏阳县永安镇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器,较典型的有大尖状器和砍砸器。这批石器出土于海拔65米的小山丘上,距湘江支流捞刀河约1000米,多采用撞击法初步加工,以单面打击为主,一次成型。其年代距今大约15-20万年。这也是长沙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生活遗存。
  距今约9000年左右,湖南的原始先民从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从最新考古发掘来看,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湖南道县玉蟾洞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稻壳实物已逾万年;洞庭湖畔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稻壳,时代距今也有9000年,比一向认为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要早1000年左右。长沙位于澧县与道县之间,相距都不远,属同一经济流域,至少在9000年前当也进入了稻作农业时代。长沙县南大塘1985年挖掘出的距今约7100年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址与澧县彭头山遗址应属同一源流,是长沙地区相近于大溪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出土的石器以石斧为主,多以燧石打磨而成。陶器有炊器、盛食器、盛水器等数种,分泥质和夹砂两类,制作精细,造型美观。特别令人惊叹的是一陶罐残片上的装饰,不仅有以戳印的点线组成的各种图案,而且出现了彩绘,即在红色或白色的陶衣上用黑彩或红彩绘上几何图案或写实图案。这块陶罐残片上画有两对对称的高冠长尾鸟,鸟嘴含一树枝,鸟前方高挂放射光芒的太阳,表现出长沙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工艺水平。陶片上还有一圈“干栏”式高阁建筑图纹,表明7100年前的长沙先民已能建筑干栏式高阁建筑物。
  稍晚的文化遗存在长沙地区则有更多的发现。长沙县腰塘遗址是距今约5000年前屈家岭文化的代表。长沙县境内的团里山遗址,月亮山遗址和浏阳樟树遗址等,则是距今4500年前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典型。
  从这些目前所发现文化遗址看,长沙先民们为生存和发展,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劳作,逐步发展了原始农业和原始饲养业。大塘遗址已发现许多生产工具,如石镰、石斧,这不仅表明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显示出原始农业和饲养业的发展。而炊具、盛食盛水器则定居生活的实证。
  腰塘遗址集中体现这一时期长沙地区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概况。腰塘遗址文化遗存分为3期:第一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简单。石器有双面穿孔的扁平石铲。第二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黑陶有较多增加。器形新生出现宽扁瓦状足三足盘和双层平台式柄座的陶豆等。石器有扁平体柳叶形石镞,扁平石铲。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发现半地穴式房基一座,房坑深入地面一米,呈口大底小的椭圆形状。黄褐土覆盖整个房坑,黄褐土上又有一层黑色灰土。据估计,黑色类土可能是当时茅草之类的屋顶焚烧倒塌所致。第三期,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时间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进入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发展阶段。此期虽然无重大发现,但从同期的长沙团里山、浏阳樟树潭遗址看,这一时期,长沙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进入新的阶段。团里山遗址和樟树潭遗址,已出现大量磨制精致的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铲、石 、石镞、石矛、箭镞、刮削器、石凿等。陶器的纹饰呈多样化,种类增多,主要有鼎、罐、釜、簋、盆等。位于长沙县鹿芝岭的月亮山遗址还出土了陶制渔猎工具----网坠。
  从上述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到,在新石器时代,长沙地区不仅已经有较多的人类生存,而且在旧石器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原始开发。首先是石制生产工具有所改进,如石铲双面穿孔,可加上木柄增加力度;出现了磨制精致,便于钻孔,切割的小型 ,凿等加工工具;适宜于砍伐森林,开辟荒地的磨帛石斧也大量出现;还出现了适用于渔猎的石镞、网坠等生产工具。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原始农业有了新的发展,先民们已开始了较为安定的定居生活,地穴或房基以及大量生活陶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渔猎仍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父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长沙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址代表和屈家岭文化遗址代表就属于这两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长沙地区丰富的远古人类遗存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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