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文化传统与湘人性格心理

　　上升到精神气质层面，湖南人的大众性格心理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概括说，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尚武精神、忧患意识和务实、讲求经世致用等，这些又深受湘楚文化的浸润。
　　
　　湘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湖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湘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湖南人的爱国精神主要来源于楚文化的熏陶和历史重要关头民族危亡的考验。楚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与古代中原地区国家意识淡漠有鲜明的不同。孔子周游列国，曾经“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对自己的故国无论鲁、宋都很少眷恋。而楚人的国家观念都很强烈，楚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发源地。所以对屈原那样炙热、执着的爱国感情，连司马迁都觉得难以理解，说灵均（屈原之字）“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表现北方人对南方人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理解。
　　
　　深受楚文化影响和屈原遗风熏陶的湖湘文化，无疑会影响湖南人的乡土之恋、故国之思，无疑会为屈原的伟大诗篇和动人事迹所感动。在屈子行吟过的常德，老百姓听到义帝心（楚义帝熊心）在郴州被项羽杀害，“缟素而哭，高帝闻而义之，故名义陵”。常德人民的爱国忠君情感赢得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尊敬。靖康之难发生后，湖湘学子很多人直接投入到抗金斗争中，醴陵人吴猎参加开禧北伐，屡立功勋。衡阳人赵方嘉定年间驻守襄樊，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南宋末年，衡阳人李芾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受命于危难之秋。他回答那些劝其不必赴任的好心人说：“吾世受国恩，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许国矣！”在长沙城，他日夜巡视，深入兵民之中，勉以忠义，苦守孤城三月之久。城破之日，李芾令部将沈忠杀死眷属，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衡阳人杨霆，任江陵通判，因母丧返湘。在潭州协助李芾守城。元兵进程后，他与妻妾相继投水自尽。长沙人尹谷，城陷之际，以儒者冠服端坐庭中，妻子侍立于侧，举家自焚而死。就连老百姓，在城破之后多有举家自缢者，誓死不做亡国奴。明中后期，湖南湘西的土兵开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喋血沙场，成为近代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先声。明末清初，湖南境内又成为南明政权抗清的主要战场之一。湖南的文人士大夫与江浙地区一样，纷纷踏上征程，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管嗣裘最后满门罹难，体现了忠君爱国的英雄主义气概。
　　
　　湖南人讲求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情结，还表现在抵御外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实践中。中国人民抗击西方列强的第一战——广州战役，湖南官兵布防乌涌炮台，击毙英军二百余人，有四百多湖南军人战死。为反对沙俄侵略，保卫新疆的国土，左宗棠率领湖湘子弟在西域浴血奋战。甲午战争，湘军开赴辽东，虽败犹荣。近代革命志士心中想的就是救亡图存，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在抗日战争中，湖南更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巨大的牺牲，拖住了日军的主力，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
　　
　　湘人的尚武精神与军人素质
　　
　　湖南人的外表“黑不溜秋，矮古隆冬”，生性尚武好斗。林语堂说湖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勇武耐劳苦”，因为湖南人是“古代楚国战士之后裔”，所以有此“可喜之特性”。在湖南民间，普遍有习武的风气，一段时期几乎是县县有武馆，村村有拳师。南拳和北腿，在湖南城乡均有其爱好者。农闲季节，乡中青年俊彦，集资延请当地的武术教练，就地取材，即可拜师学艺。习武之人要求闻鸡起舞，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站桩蹲马，摸爬滚打，枯燥难耐，因此，最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精神。湖南民众对有“身手”的人总是很佩服，尤其是少年拥有武功更是被看高一层，受人尊重和喜爱，视为好后生。而对有些行为，往往露出鄙视的神态。有俗语曰：“做人有三丑：王八、戏子、吹鼓手”，不难看出湖南人的价值观。
　　
　　练武之人以侠义之气为上品，信守“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道德准则。湖南人普遍讲求信用，一诺千金，重义轻利。尚武任侠是湖南的一个传统，即使不习武的湖南人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湘西的男子重在为友复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不少地域还保留着古风。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的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许继续填刀，否则遭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腿，脸不变色，口不出声，一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
　　
　　湖南人的尚武好斗，也养成了湖南人天生的军人素质，湖南人是天生的军人胚子。德国人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在湖南，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人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很少看到湖南人。湖南人本身也看到了这一点。曾国藩、胡林翼不用湖北人为兵勇，而在湖南募兵，特别重在湘乡、宝庆府一带。湖南人至今称游侠尚武之士为筸子，因为叫筸子的镇筸镇以前就是清军的绿营兵营，现在改叫凤凰县。有人计算在抗战前夕，凤凰县城不到6000户人家，人口不及2万，但与附近四乡却保有约2000名中下级军官，和经过军训四五个师的潜在实力。如此庞大的服现役和预备役军人，不能不让人吃惊。在长沙附近的醴陵县，民国时期几乎村村有尉级军官，这里流传着“醴陵的列皮带（指军人的腰带）排排走，醴陵的兵油子手牵手”的谚语。在有清一代，醴陵又有“举人不满桌，进士不开科”的民谣。湖南人当兵的热情极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描述成“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但闻嫁夫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的场面。本来从军征战，危险莫测，是外省人避之不及的事情，但是湖南人却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当兵参军成了湖南人一门向往和羡慕的职业。近代以来，重大军事事件几乎都有湖南人的影子，湖南涌现出了蜚声海内外的军事家和战争之神，将帅如林。“绍兴师爷湖南将”这样的市井民谣便纷纷传开，有人总结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些地域现象后说：“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凸现出湖南作为军人之乡的特点。
　　
　　湘楚文化浸润下的忧患意识
　　
　　湖南人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的一种关心，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中间凸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是湘楚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反映。
　　
　　《岳阳楼记》一文中曾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的句子，激励湖南人士把更多的人文关怀投向社会，树立先忧后乐的世界观。巴陵县李荣丙1896年登岳阳楼，留下了“每眼前望吴楚东南辄忧防海，只胸中吞云梦八九未许回澜”的对联，典型的知识分子情结，由眼前的洞庭湖水联想到甲午战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防问题。1933年，长沙的前清翰林郑家溉登岳阳楼，写下“湖景依然谁为长醉吕仙理乱不问惟把酒，昔人往矣安得忧时范相疮痍满目一登楼”。表达了这位前朝野老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也正是这位老知识分子，抗战后拒绝出任维持会长，在日军刺刀下毅然跳水自杀，他的一位老乡徐特立还在延安撰文，高度评价老人的爱国情操和临死不屈的精神。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儒家的一种世界观。湖南的前贤，尤其是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总是在思索救亡图存这个主题。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栻，正当女真金戈铁马踏陷中原之时，他虽为一儒者，“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其强烈的忧患意识，感动了与他坐而论道的朱熹。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开亘古未有的变局，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就是宝庆府的魏源。他第一个提出来要向西方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目睹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以他倡导了洋务运动。他还是第一个提出要向国外派选留学生的人，在向中央打的报告中，他说：“拟选送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些都是湖南人有远虑的表现。
　　
　　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和务实精神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关联，务实就成为湖南人办事的基本态度。务实精神，就是一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和务实精神，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湖南人既重理论的探索，立志修身，又倡导实学，追求理想人格在现实中的实现。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张栻也讲理学，但他们更重视践履，重经世，并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有成就和建树。张栻学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对心学，力行实践，讲究“只教人践履”，主张“行得便见得”。张还提出“知之非难，行之惟难”的观点，这与他的老师胡宏平常最厌恶学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不注重实践就不能算是“真知”。朱熹曾批评湖南学人“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认为是一个不小的毛病。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湖南人的务实精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他的哲学体系也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他坚持理性哲学与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结合起来。王夫之在知与行的问题上，强调互为作用，但行为根本。“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由行可以获知，而有知则未必能行。当时王学盛行，束书高阁，空谈性理风气甚嚣尘上，但湖南的王门学子躬行实践，并对“务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实”的学风提出批评，这里就有湖南的学术传统在发挥作用。
　　
　　清代的考据之学盛行，但湖南被其风影响最稀，湖南人信奉的笃行主义占据了主要。受到方以智思想影响的一名永兴籍乡下读书人曾静，竟然策反陕甘总督岳钟麟，足见湖南士人的践履精神。两江总督陶澍，提倡“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关注国计民生，着力培养个人的办事能力。到道、咸之际，终于形成闻名士林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党人更是艰苦卓绝，扎实工作。国内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就是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虽晚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但它的工作基地却是在国内。武昌起义的爆发，为首的核心也是几位湖南人，而他们长期潜伏在新军中做士兵工作，为武昌首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内称孙中山为理论家，黄兴是实行家。黄兴给儿子的题词就是“笃实”二字。蔡锷在祭黄兴的挽联也说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湖南人把那种只擅长空言的人称为弹匠（谈匠），民谚有“搞匠少，弹匠多”，实质上反映了湘人的一种价值观。所以曾国藩、黄兴等实行家得到家乡人民的一致肯定。一些湖湘文化的专门家认定湘学士风最主要的特征是务实，是经得起推敲的。毛泽东本人即受到了湖湘文化的这种影响，其学生时代，即携友调查长沙、安化、益阳等县民情，深入群众。后来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讲求实事求是。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著作，充分展示了湖南人的务实精神。　　

     作者简介：李跃龙，湖南省参事室（文史馆）副主任（副馆长），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