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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地位:三湘首邑的光环

2020-9-24 21:3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035|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

 

长沙作为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尽沧桑,经过了无数次的治乱兴衰、聚散整合,从而在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和内在气质上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具备了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相匹配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构成因素。

 

一、三湘首邑 九郡名区

清代长沙县署的大门两侧,各建有门楼一座,分别额曰“三湘首邑”“九郡名区”“三湘”泛指湖南,“九郡”指《三国演义》中的荆襄九郡,即南阳郡、襄阳郡、南郡、章陵郡、江夏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三湘首邑、九郡名区”较好地概括了长沙的文化地位和区域中心城市地位。

据一位曾参与1982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评审的专家回忆,当时他们曾考虑到,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具备4个条件,即:

    第一,要有悠久的历史或是特殊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革命史或其他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要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就是要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或革命遗址和文物;

    第三,要有较多的文化传统内容,如诗歌、曲艺、戏剧、工艺美术、土特名产、风味食品、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名人等;

    第四,这个城镇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和发展着,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发展。

从长沙的历史来看,这4个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长沙在战国时就是楚国在南方的军事重镇。由于所处地理位置重要,长期以来是古代中国在长江以南的西部地区的一个政治、文化及经济中心,并曾两度成为方国的都城。秦统一中国后设立长沙郡,此后长沙就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设置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郡、州、道、路和行省的治所,是历代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太守、史、观察使、安抚使、巡抚的驻节之地。

西汉和五代时期,还成为著名的长沙国和马氏楚国的国都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封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建立了著名的长沙国。长沙国封疆广阔,即以长沙城(时称临湘县城)为国都。从此,长沙从楚南雄镇发展为汉藩王都,开始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并与西汉王朝相始终,存在了两百多年。五代十国时期,长沙第二次成为方国的都城。其时,马殷统一了湖南,并四处扩张,先后被中原后梁、后唐王朝封为楚王、楚国王,建立了楚国,史称“马楚”。马楚的辖地比西汉长沙国更为广阔,其全盛时,共辖22州,设三节度使,包括了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广东北部。马楚国的寿命虽不到半个世纪,但国力强盛,显赫一时,史称“雄于列国”。马氏父子在其国都长沙,仿天子体制,修宫殿、置百官。长沙再次显示出王城的气派。

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在国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西汉时期的长沙国,在政治上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叛乱,因此刘邦曾特地下诏:“长沙王忠,其定著令”;军事上是西汉王朝镇绥和防御南越赵氏割据势力的基地。五代时期的马楚国,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后来,宋太祖统一天下,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其在南方的统一战争就首先是在原马楚国的地区展开的。长沙在古代中国所据有的地位和影响,是其成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因素。

两千多年来,这里曾发生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汇聚和产生了众多的重要历史人物,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并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诸多的方面交汇融合,为长沙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铸造了“三湘首邑、九郡名区”的历史地位,造就了长沙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和灵魂。

二、名人荟萃之地 湖湘文化之都

长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人荟萃,自楚汉以来,历代有众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家来过这里,或供职任事,或讲学论道,或交游过往,在长沙史册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放湖南,曾来长沙,作有不朽的诗篇《渔父》《怀沙》,后自沉于汨罗江以殉国。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任第五代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老师),作有《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两位爱国文学家,才华横溢,境遇相似。他们的爱国精神,强烈地感染教育了后代。因此,自汉以后有不少人都来长沙吊唁两位先贤,抒发“忧国伤时”的情怀。贾谊因此而称为“贾长沙”,而长沙则被誉“屈贾之乡”。

两汉至隋,来长沙的名人又有“医圣”张仲景、三国名将孙坚、关羽、黄忠,东晋名臣陶侃,南朝文学家颜延之、史学家裴松之等。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为政之余,“坐堂行医”为百姓治病。孙坚于东汉末任长沙太守,曾率先起兵征讨国贼董卓,因此唐诗人吕温有诗赞曰:“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陶侃为东晋八州大司马,在长沙削平内乱、恢复生产,死后归葬长沙。陶侃之曾孙、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诗“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歌颂了陶侃的不朽功业,也表达了陶侃与长沙的密切情怀。

唐宋时期,长沙名人之汇聚,更是灿若繁星,光耀天地。唐代,有名将名臣李靖、诸遂良、裴休,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李邕、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李商隐等来到长沙。两宋,则有李纲、张浚、岳飞、韩世忠、真德秀、魏了翁、江万里、文天祥、李芾等一代名臣,秦观、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张孝祥、胡安国、张栻、朱熹、姜夔、辛弃疾等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到了长沙。他们或建功立业,为长沙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出了重要贡献。如辛弃疾在长沙创建飞虎军,威震天下;李芾为保卫长沙,抗击元军而慷慨死节。他们或游历山川、授徒讲学,为长沙文化教育的繁荣呕心沥血。杜甫、刘长卿、柳宗元等写作的不少诗词文赋,描绘了长沙的秀丽风光和繁华市景;张栻、朱熹讲学岳麓书院,使长沙成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被誉为“潇湘洙泗”。

元明两朝至清中期,来长沙的名人仍代不乏人,如阿里海牙、徐达、何腾蛟、赵申乔等名臣名将,如贾亨、王守仁、张元忭、王夫之等著名数学家、思想家,也为名城长沙增添了光彩。

长沙作为湘首邑、九郡名区”,不仅是历代迁客骚人的荟萃之,而且本地也人才辈出,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的人物,故又有“名人故里”之美誉。隋唐以前,有祝良、桓阶、邓粲、欧阳頠父子等名臣良吏。自唐以后,人才更多,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怀素,文学家齐己,宋代画家易元吉、易祓,元代名臣、史学家欧阳玄,明代名臣、诗人李东阳,清代著名学者李文炤、王文清、杨恩寿,民国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杨树达、欧阳予倩、田汉等。近代以来,长沙人才之盛享誉全国。在—个半世纪中,长沙作为湖南政治、文化的大舞台和湖湘文化的大本营,曾涌现了对全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人才群体,即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和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和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可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长沙是湖湘文化的发源之地,堪称湖湘文化之都”。湖湘文化的源头为“屈贾文化”。长沙作为屈原、贾谊的“伤心”之地,湖湘文化从初始就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屈原的《离骚》,其篇名就含有“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求绳墨与规矩于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屈原怀沙自沉百余年后,又一位政治家兼文学家贾谊贬谪长沙。他上《治安疏》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其忧国之心,不在屈原之下。他在长沙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自比,抒发胸中的愤懑。自屈贾之后,忧患意识一直是长沙历史文化的主流。

到宋代湖湘学派的形成,这种忧患意识达到巅峰。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世称濂溪先生,在哲学上提出了以“诚为核心”的心性伦理体系,长沙岳麓学派尊他为理学宗主,建有濂溪祠,予以供奉,至今长沙仍有“濂溪里”之街名。周敦颐的主要学术著作为《太极图说》和《通书》。这两部总共不满3000字的著作,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融合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为宋明理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湖湘学源于二程之学。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可以说是湖湘学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二程都受业于周敦颐,因而二程哲学观点的形成,最早是吸收了湖湘大地的营养。二程自称“受学于周茂叔(敦颐)”,但对濂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首创“性即理”说。二程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  

    最早把二程学说传播到湖南的又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时。杨时,南剑州(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程门立雪”典故说的就是杨时求学的故事。绍圣元年(1094),杨时任浏阳令,创办了浏阳第一所书院——文靖书院,大力传授二程之学。

  有趣的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宏又是杨时的学生。胡宏(11051161),福建崇安人,他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尤服膺二程理学。宣和七年(1125),20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杨时,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胡宏和父兄一起迁居湖南,创办碧泉、文定等书院。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胡宏也注重对宇宙本源的探讨,认为宇宙是由“气”推动的无限演进过程。对于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胡宏认为是“同体而异用”,可见胡宏并不反对人生享乐。他的代表之作《知言》,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视为经典。

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张栻又是胡宏的学生。张栻(11331180),四川绵竹人,南宋抗金名相张浚之子。张栻早年随父迁居湖湘,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业日进。胡宏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后来他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张栻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提出了自已独到的见解。张栻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言,“不汲汲于利禄”,强调道德践履,“知行并发”,主张办学要以“成就人材,传道济民”为方针。这正是湖湘学派的特色所在。

从这里可以看出,由湖南本土思想家周敦颐开创的理学思想,经程颢、程颐、杨时、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数传后,又回到了湖南,并得到发扬光大。

岳麓书院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的渊源可追溯到五代末。那时,茂林修竹、葱笼滴翠的岳麓山林已是士子的习业之所。智璿等两位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璿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知州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李允则知潭州后,对兴教办学身体力行。岳麓书院在李氏主持下,形成了以讲学、藏书和供祀3个部分组成的书院规制,声名渐次传播三湘衡岳之间。朝廷因岳麓书院办学有成绩,故采纳李允则的奏请,拨赐御书给书院,所赐之书有《释文》《史记》《唐韵》《玉篇》等各种经书史籍。北宋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长沙也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五年,潭州湘阴人周式上任山长。周式“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岳麓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办学规模大为扩展,学额由原来的60余人提高到“数百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

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吕祖谦、吴澄之说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王应麟之说是: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范成大之说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马端临之说是:岳麓、睢阳、白鹿洞、石鼓。虽然众说纷纭,但唯有岳麓为诸家所共推。

北宋朝廷为了振兴衰落中的官学,拓宽科举取士的途径,曾展开了4次兴学运动。在官学运动的冲击之下,各地书院遭到了摧折,有的被废弃,有的则改成了官学。绍圣四年(1097)朝廷下令废弃岳麓书院,要将书院改为鼓铸场。在岳麓书院面临着生存威胁的关键时刻,湘阴尉朱辂冒着杀头危险,以“乡校不可毁”为由抗旨不行。朱辂虽官微言轻,但由于岳麓书院名声之大,朝廷只好作罢,岳麓书院也就幸免于难。岳麓书院在官学运动中不仅没有沉寂下去,反而纳入了“潭州三学”的“三舍法”教育改革体制,成为荆湖南路的最高学府。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兵革灰尽,什一仅存”,几成荒榛之地。乾道元年(1165)岳麓书院得以重建,担起重建岳麓重任的是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他延聘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

张栻主教岳麓,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以致“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为岳麓历史上所未有。南宋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闻张栻得衡山五峰(胡宏)学,专程造访岳麓,举行了驰名天下的“朱张会讲”,推动了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岳麓书院的影响也更深更广。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无不出于现实的需要。

湖湘学派产生之际,南宋正处于内忧外患之秋,湖湘人士除蒙受了一种家破国亡的屈辱感外,还多了一层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因而认识到倡行经世致用,既是为了“经邦济世”,也是为了挽救理学自身。

湖湘学子的经世济民活动是多方面的。

在抗金活动中,湖湘学子坚决反对“和战之念杂于胸中”,主张抗金复仇。张栻高足吴猎,淳熙进士,后来成为“开禧北伐”的主要将领。战争开始后,吴猎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直接指挥战斗,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理政方面,湖湘士子也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比也”。其中有敢于直言规谏的朝臣彭龟年;有善理政事财务、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通务之学”陈琦;有热心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的良吏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在他的弟子中得到了实现。

明末清初,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本以反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后,才归隐山林,发愤著述,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他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从而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和虚诞,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人从此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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