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名胜古迹

云山书院

云山书院位于宁乡市横市镇西水云山下,清同治三年（1864）刘典倡建，邑人公建，同治六年落成。据刘典《云山书院记》载：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为山长课艺处、讲堂、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一百五十八间。“外垣可数百步，凿池以导源，泉流而不滞，池畔植桂竹与兰，亦馨亦郁。院后重峦叠嶂、佳木葱茏。”讲堂悬挂刘典亲撰一联：

为将十年，每思禁暴安民，愧无格致诚正本领；

读书万卷，须知明体达用，不外乎臣弟友常经。

院舍规则仿长沙城南书院，建有东西云门、大门、讲堂、崇道堂、希贤堂、先贤堂、藏书楼、仰极台、凌云亭、奎光阁、文昌阁等。堂台亭阁均镌楹联，颇具云光山色。

刘典(1819—1878)，字伯敬，一字克庵。长沙府宁乡县人。曾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学习。太平天国爆发后，他在家乡宁乡县办团练，后应征加入左宗棠军幕，总司营务，不久即成为左宗棠手下的一员虎将，屡建战功，因而不断得到提升。同治元年（1862）任知府，后改浙江按察使。三年奉命帮办苏皖军务，后改为帮办福建军务。同治五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刘典率部追随左氏入陕，驻守潼关，任甘肃按察使。随即又被同治皇帝封为三品卿、帮办陕甘军事。同治七年，刘典再升为陕西巡抚。任职期间，召集流亡，减免杂派，开浚河渠，兴修水利，政绩卓著。光绪元年（1875），刘典奉命率部开赴左宗棠营，帮办陕甘军务。病逝于甘肃军营。

刘典《云山书院记》记录了他创办云山书院的初衷和始末。记曰:

县治偏东北，而西南袤长，西尤甚，百里以上多崇山。士人秉清淑之气，文而有质，不乏英贤磊落之才。其耕田凿井未泽以诗书者，则似质胜于文。余以观昔者之有书院，其用意深也。余尝思复其旧，久而未敢言。同治癸亥冬，余由浙臬丁艰回籍。过信州时，魏君隽卿良总理楚军粮台事务，过舟吊余，宿于舟。更阑，言及建复书院，鼓舞不已。归而谋诸同人，咸翕然从。甲子二月既望，集曾君敬庄毓郯、罗君翊廷珍、潘君复亭本榘、王君书霖懋昭，于六都水云山，相其基址，咸以山水秀丽，局势开展为壮观。遂议纠费置田几百亩，岁收租千有余石。刻日兴工，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山长课艺处，次讲堂，又次为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计一百五十八间。外垣可数百步，凿池以导源，泉流而不滞。池畔植桂竹与兰，亦馨亦郁。院后重峦叠嶂，佳木葱茏，樵者毁伤有禁。盖以学者藏之余，息焉游焉畅其机，固必有赏心处也。

云山书院于同治六年落成，聘姜于冈为山长,其教学活动注重笃行实践,培养经世之才,遵循刘典所立宗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析其理，笃行以践其实，诚能百倍其功，则愚必明，柔必强，从此臻于纯粹，处为大儒，出为良佐。” 姜于冈题奎光阁联云：

彩笔自凌云，有万丈光芒，上腾霄汉；

高楼真得地，看千秋人物，并壮江山。

辛亥革命后云山书院改名为云山学校。“宁乡四髯”同在此读书和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宁乡四髯”，是宁乡籍老一辈革命家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四人的合称。“五四”运动前后，宁乡旧派人物传言革命者都是年轻人，于是他们四人都把胡子留着，借以掩护革命活动。1926年，他们四人在长沙合摄一影，谢觉哉题“宁乡四髯”四字。此后，这一美称在湘中流传。

“四髯”早年读私塾时就成为了好友。其中何叔衡和谢觉哉在清末都中过秀才。辛亥革命前后，又都先后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此后多年从事教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都相继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教育生涯都与宁乡云山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又有“云山四友”之美称。 

1905年，云山书院改为云山小学堂。1912年，又改学堂为学校，定名为宁乡第二高等小学，习惯上称为云山学校。云山学校人才辈出，该校学生甘泗淇、夏尺冰、喻东声等均成为革命俊杰。1993年，云山书院以“云山学校”的名义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时务学堂故址

在开福区三贵街二十九号院内一片爬满青藤的高墙上，有“天倪堂”三个大字，下面为一座红漆柱子门亭，黑漆大门内庭院深深。右边的墙坊上嵌着四块石碑，其中第一块碑上赫然刻着梁启超所书“时务学堂故址”。

1897至1898年间，湖南时务学堂就在这里办学。它原是清代乾嘉间大臣刘权之的宅第。刘权之官至左副都御史。庭院占地宽阔，规模宏大，“前有如意（街），后有连升（街），左有三贵（街），右有福星（街）”，宅院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三进院落，内有花园一个。刘宅于1938年“文夕”大火中被毁。1946年原湖南省文史馆名誉馆长陈云章购得此处地皮，建了一座公馆，“天倪”即民国著名学者、陈云章父亲的名字，“天倪堂”即陈氏家族祭祖的场所。陈宅至今犹存，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务学堂虽然办了不到一年时间，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颇有影响，它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被日本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力主变法图强，掀起了一场维新运动。他们在各地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宣传维新主张；兴办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时务学堂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所。由于时任巡抚的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都具有进步思想，湖南一时成了响应维新变法最为有力的地方。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等人发起创办学校，立刻得到他们的赞助，时务学堂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长沙开办，特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熊希龄为提调（校长），唐才常、杨毓麟等先后任教习。

时务学堂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与旧式学宫、学院有显著区别，要求学生“通古今、达中外”，兼习中西之学。教学内容既有经史、诸子等传统文化，又有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学生按日作札记，由教习批改，是学堂一种最重要的教学方式。梁启超尤为重视写批语，他除每天授课四小时之外，精力和时间几乎全花在批阅学生的课卷上，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他的评语中有许多闪耀思想光芒的文字。

时务学堂先后进行了五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二百六十四人。其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蔡锷、范源濂、杨树达、曹典球、李肖聃、梁焕均、石陶钧、邓振声等。

时务学堂成了守旧派的眼中钉，他们拼命攻击、反对。1898年10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

1899年，许多时务学堂学生，如林圭、秦力山、蔡锷、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离开湖南，来到日本。其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诸同学从学于此，“聚首一堂，研究学问”。课余议论时事，各抒怀抱。

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老师唐才常领导发动的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优秀演出。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更名“自立会”。次年，他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在此前后，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应唐才常之约回国，参加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立军分为七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发动起义。唐才常之弟才中、才质均为时务学堂学生，也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才中并为此而壮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七人充当了自立军的领导者或骨干，五人被捕后在武汉英勇就义。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戊戌维新派和一大批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的最后努力。它的失败，唤醒了广大怀抱改良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开始走上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道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反清革命的序幕，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先声。

时务学堂停办后先后改为求实书院、省城大学堂等，1905年与由岳麓书院改名的湖南高等学堂合并，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1922年农历八月梁启超应邀前来长沙讲学，重游已改办成泰豫旅馆的时务学堂故址，并题写了至今仍嵌刻于故址墙坊上的那一幅墨宝。

天心阁

天心阁坐落在长沙老城东南角上的古城墙上，是古城长沙的标志。今存城墙系明洪武年间在宋元古城墙基础上重建，阁楼也兴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乾隆年间。昔日对联“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道出了天心阁的气势与情怀。旧说此处地脉隆起，有文运昌隆的祥兆，因而天心阁也曾名文昌阁。辛亥革命以后，长沙修筑环城马路，拆除旧城墙，仅留下天心阁一段，作为历史的见证。

天心阁古城墙系明洪武(1368—1398)年间，长沙守御指挥邱广营建，宋元所筑土城墙全部改用石基砖砌。明末，张献忠率大西军攻入长沙，城墙曾遭破坏。清顺治十一年(1654)，洪承畴经略长沙，拆运明藩王府砖石，又令长沙府各县烧制大批城墙砖，全面修筑城墙，使长沙再度“城池崇屹，甲于他郡”。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后，湖南巡抚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李翰章、刘崐等先后重修，天心阁段古城墙着力加固，设炮台九座，并加固瓮城，使古城墙成半环拱式内双城格局。

今存天心阁古城墙，长二百五十米，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曾拨款全面维修，并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心阁最早建于明代。明末指挥千户俞一鳞之后、善化廪生俞仪作有《天心阁眺望》诗：　

楼高浑似踏虚空，四面云山屏障同。

 指点潭州好风景，万家烟雨画图中。

天心阁本是观天象、祭天神的地方，原有天星、文昌二阁，乾隆年间重修时合二为一。曾任过湖南学政和《四库全书》总阅官的清代著名学者李汪度在《重修天心阁记》中写道：

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青乌家所云：“巽龙入脊，文治之祥也！”冈形演迤，遥与岳麓对，上建天心、文昌二阁以振其势，后乃额天心于文昌而省其一焉。阁后下瞰平畴，稻畴鳞次。左右凝睇，则澄波环绕，沙岸参差，帆影樯风，与黛色烟鬟，如列户牖，盖极城南之胜概萃于斯阁。

天心阁自建阁以来，一向为官民所重，历朝历代都有修葺。民国十三年（1924），天心阁辟为公园，在阁的左右两边各建一轩，覆以黄瓦，远远望去，如鸟张翼，颇为壮观。又在天心阁下修一条天心游路，将蔡公坟、老龙潭、妙高峰、大椿桥几处景点连成一线。1928年，鲁涤平主湘，天心阁又予重建，更加巍峨。1933年长沙市长何元文在天心阁下辟建儿童公园，增建了一座熏风亭，取帝舜《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异之愠兮”之意而名。熏风亭建在一壁红岩之上，长方形，全花岗石构筑。壁下一池清水，亭台倒映池中，古朴典雅。

1938年文夕大火冲天一炬，天心阁及其附属建筑化为瓦砾场。抗战胜利后在原址复建了简陋的楼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才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重现辉煌。重建的天心阁由中央的主阁和两侧的副阁组成，有长廊相连接。主阁高十点五米，花岗岩台基，周边为雕花白石护栏。主阁为三层，琉璃瓦覆顶，翘角飞檐，阁额正中向南悬“天心阁”匾额，北向匾额为“楚天一览”四字。游人登上高阁，长沙全城景色尽收眼底。民国时期曾任湖南大学校长的黄士衡有一副长联，道尽了天心阁的胜概，联云：

高阁逼诸天，且看那洞庭月，潇湘雨，衡岳烟云，十万户棋布星罗，到此一开眼界；

江山留胜迹，最难忘屈子骚，贾生策，朱张性理，数千年声名文物，有谁再续心传。

这一长联，一直为人传诵，如今依旧悬挂在天心阁上。阁中还悬有今人所撰楹联多副，然无出其右者。

天心阁系长沙古城的象征，许多历史事件自然也就与它牵系着。如1852年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兵攻打长沙，到了天心阁下，却寸步难行。太平军攻城不克，最后绕城而去，萧朝贵则战死在天心阁下。1898年中，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的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其机关办事处便设在天心阁的三楼。此后，1911年辛亥长沙起义前的秘密军事会议，也在天心阁召开。天心阁，见证了太多的潮涨潮落、历史烟云。1938年长沙大火之后，国民政府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跟随蒋介石登上天心阁的废墟，整个长沙一片烟尘尽收眼底，万千感慨却又不知如何向长沙的父老乡亲交待。随后，周恩来便召集郭沫若、田汉等政治部第三厅人员一百余人集会天心阁，周恩来当场发表了激昂的演说，亲自布置三厅人员参与长沙的救灾工作。

在1939年至1941年的三次长沙保卫战中，天心阁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前沿阵地，中国守军凭高据险，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数不清的中国军民倒在血泊中。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踊跃捐资，在天心公园中建起了一组纪念性建筑——崇烈门、崇烈亭和崇烈塔。亭额“崇烈亭”三字传为蒋介石所书。亭两面的立柱上镌刻着著名书画鉴赏家徐桢立所撰的两副对联。

正面联云：

百战靖胡尘，精忠争日月辉光，大节壮山河气色；

四阿延楚望，长剑指天狼落云，神弦连甲马归来。

反面联云：

有亭翼然，览风物睹江流之胜；

是真勇者，执干戈卫社稷而亡。

现在，崇烈亭、崇烈门、崇烈塔均已恢复原貌。

2005年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和“文夕大火”六十七周年时，长沙市政府特地铸造了一口一吨重的青铜大钟，悬挂于天心阁下，并于这一年11月12日举行了警世钟揭幕仪式。此后每年这一天，长沙城上空警钟长鸣，它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战争对人类的威胁。

爱晚亭

岳麓山中有许多亭台，但最负盛名的亭子非爱晚亭莫属。它与西湖湖心亭、北京的陶然亭、安徽滁县的醉翁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岳麓山青风峡两边山势陡峭，高大的枫树如巨人列队，流水从山石中涌出，在下方稍开阔处汇成一池，爱晚亭就建在水池上方。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建，初名红叶亭，也称爱枫亭。相传清代大才子、诗人袁枚到长沙游览时，见红叶亭前的景物恰似杜牧《山行》诗中的意境——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于是建议罗典将此亭改为“爱晚亭”。其实，袁枚游岳麓山时红叶亭还没有修建。改亭名的是著名学者、曾任湖广总督的毕沅。1911年，时任湖南高等学堂总监的程颂万对爱晚亭进行了一次修葺，在亭中置了一张石桌，周边刻有“二南”诗，“二南”指南宋的张栻（字南轩）和清代的钱沣（字南园）。 

张栻的诗题为《青风峡》，诗云：

扶疏古木矗危梯，开始至今几摄提

还有石桥容客座，仰看兰若与云齐。

风生阴壑方鸣籁，日烈尘寰正望霓。

从此上山君努力，瘦藤今日得同携。

钱沣的诗题为《九日岳麓》，诗云：

雨歇江平政亦闲，相寻故事一登山。

红萸黄菊有深味，碧涧丹崖供净颜。

北海碑看落照里，南轩座接清风间。

归与且信穷幽兴，细数林鸦几队还。

石桌的正面刻程颂万所书“放鹤”二字，并有短序：“宣统三季秋补葺爱晚亭，刻南轩南园两先生诗，并征罗鸿胪故事，书放鹤二字以永嘉游，程颂万并记”。“罗鸿胪”即罗典。1952年当时的湖南大学校长李达重建爱晚亭时，在涧的对面另建了一座枫林亭，又名放鹤亭，以木为柱，杉皮为瓦，并将爱晚亭中的石桌移至枫林亭中，又在青枫峡上修了一座枫林桥。两亭隔桥相望，相映成趣。

爱晚亭前以深秋之景最为著名，有意思的是亭柱刻着的一副由罗典原作、程颂万改作的楹联却是写春景的。联云：

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

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等笼来。

其实，爱晚亭前的景致四时皆佳。著名女兵作家谢冰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岳麓山中从事写作，她对爱晚亭更是情有独钟，她先后写过两篇《爱晚亭》同题散文，用极富感情的文字详尽地描写了爱晚亭周边的四时景致，下面摘录一段以飨读者：

不论春夏秋冬，你有四时不同的姿色：春天，你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蓓蕾，你像初出湖水的荷苞，你像一个娉婷的少女，你脉脉含情，满身都披着嫩绿，使人一看见你，就感到一种青春的活力在跳动，青春的热情在奔流；夏天，你像一朵绚烂开放的玫瑰，浓郁遮住了阳光，你不再是含羞答答的少女，而是热情如火如荼的姑娘。在城市里受炎热熬煎的人们，谁也希望整天躺在你的怀抱里，接受微风的抚摸，温情的安慰；秋天，你更妩媚了——尤其最美的是绚烂的红叶，点缀在翠嫩重迭的树丛里，是那么鲜艳夺目，令人陶醉；冬天，你更美丽了，白皑皑的雪，把整个岳麓山点缀成纯银世界，青枫峡里满眼都是玉叶琼枝，雪花飘舞。溪水并不因为寒冷而冻结，它还是那么日夜不停地流着奔向湘江。你，爱晚亭啊！你经过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盛衰，然而你并没有改变丝毫，古老的苍松翠柏，还是那么挺立在风雪之前！

2013年，爱晚亭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碑

在岳麓山左峰最高处的山崖边，有一座石砌的亭子，内有一块一人多高的古碑，它就是遐迩闻名的海内奇碑——禹碑。碑文九行，共七十七字，每字若五寸见方，字体既非甲骨文，也不是钟鼎文，奇古不能辨认，有人称为蝌蚪文，有人称为鸟篆。自明代以来，多人试图破译，但多出于臆测。比较而言，杨慎的译文稍为可信。他的译文是这样的：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亭。智营形折，心周弗辰，往来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实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关于禹碑的来历，民间传说大禹当年治水来到岳麓山，见山中有蟒蛇作害，特立此碑以镇之。禹碑附近至今有蟒蛇洞遗址，碑下又有一条禹迹蹊，相传是大禹疏凿开出的。蹊上有拖船埠，杂草丛生，枝叶都是向左下方披靡，老百姓都信是大禹拖船过埠时留下的痕迹。这毕竟是传说。

典籍上则说此碑原在南岳衡山，东汉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和南北朝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中均有记载。原碑在南岳岣嵝峰，故又称岣嵝碑。唐朝时，韩愈和刘禹锡都去寻访过，留下题咏，但无所获。韩诗云：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

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

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

森森绿树猿猱悲。

刘诗云：

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

古石琅玕姿，秘文璃虎形。

宋人何贤良于嘉定九年（1212）游南岳，请一樵夫作向导，前往岣嵝峰寻碑，过隐真屏，又渡过两条溪涧，攀萝扪葛，终于来到苔藓所封的古碑前，他将其字一一摩下，到长沙时，复刻于岳麓山石壁之上。此说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禹碑移刻岳麓山后，又被草莽所掩没，明代嘉靖年间，重新被发现，被人们视为神物，流传海内，引起轰动，云南、四川、河南、西安、绍兴等地均有摹本。

历代歌咏禹碑的诗不少，其中刘汝南所作《夸神禹碑歌》原文如下：

吾闻岣嵝之山图牒故，神禹按之平水土。

元彝一夜发简书，海若天吴莫敢覩。

金符玉册奏成功，天地成平四海同。

未向会稽藏简宇，先勒名岳播神工。

衡山古镌今明灭，吊古雄才空嗔咽。

千秋万载不复闻，七十余字谁称说？

近年至宝出人间，此碑乃落岳麓山。

神物守护在莾苍，霜凌雨溜赤石斑。

岂是苍冥移鬼方，鸾轩凤翦翩然下。

虎跃龙腾争为驰，我昔持之不能读。

空堂一幅开岳谈，即今倚石辨赤文。

海水欲翻泰山覆，山阿含睇已无人，

洞庭萧萧落黄木。

此诗刻于禹碑亭右的石壁上，至今清晰可诵。2013年，禹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忠烈祠

岳麓山赫石坡七十三军墓下方的湖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一座别致而又庄重的小型园林，园林的核心建筑为忠烈祠。忠烈祠建于1939年，在原岳王庙基础上扩建，由刘建绪主持，为纪念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抗日阵亡将士而定名忠烈祠。占地五千五百平方米，进深二间。主体建筑歇山顶，黄色琉璃瓦，空花脊饰，内外均以花岗石柱支撑，宏伟壮观。祠内“允武且仁”额，为刘建绪题，用谭延闿旧书墨稿。“允武”源于《逸周书·允文》：“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诗经·鲁颂·洋水》亦有“允文允武，昭假烈祖”之语。允，犹“能”。刘建绪为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时任第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37年他率军参加上海淞沪会战，各师伤亡过半。正面檐柱联，为刘建绪亲题，联曰：

凭栏望七二峰峦，慷慨念同胞，浩气长存，岳湘增色；

此地瘗三千组练，登临来赫石，忠魂不朽，申浦重生。

另一联为：

江水滔滔共一片斜阳，长写出壮士当年血泪；

赫石珞珞添几椽庙貌，好留与后人终古馨香。

刘建绪（1892—1978），字恢先，长沙府醴陵县清安铺山背冲人。1914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1916年毕业后，分派到谭延闿的湘军第一师赵恒惕部炮兵营任见习官。1918年4月，在醴陵协助何键组建游击队，收容溃散湘军，组织敌后游击队任营长。1920年冬，湘军扩编，刘升任少校营长。1923年，湘军再次扩编，刘又升为第九旅第二十七团团长。1926年6月，刘建绪随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是年10月，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刘升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1927年秋，刘建绪随唐生智反对蒋介石，兵败后回湖南。1928年春任整编后的第十师师长。1929年春，第三十五军又扩编为第四路军，刘建绪擢升第二十八军军长。此后，参加过 “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1936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建绪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担负浙江海防。1937年9月下旬，奉命增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10月继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由于执行蒋介石的防御战、消耗战战略，虽然将士斗志高昂，英勇杀敌，但在敌人强大炮火轰击下伤亡甚众。加以守卫海防的兵力只剩陈光中第六十三师，于11月5日拂晓奋力狙击强行登陆金山卫的日本侵略军，坚守竟日，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旅长李伯蛟阵亡。日军大举登陆，淞沪我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被迫全线撤退。刘率部撤往浙江，担负浙西防线，司令部驻衢州。12月并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所部最盛时达十八个师，为第三战区兵力最多之集团军。但自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刘部与日军接触甚少。1940年7月，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他驻江浙数年，与浙省主席黄绍竑发动民众抗战。

1941年8月，刘建绪改任福建省主席，并兼第二十五年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刘建绪满心希望能恢复侨汇和获取美援，在福建大兴建设，规划修建福州厦门公路，疏浚沙溪，结果皆因工款不济未完工。

1948年秋，蒋介石退守台湾，刘建绪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辞职回长，居化龙池私人公馆（今不存）。1949年去香港。同年8月13日，他与刘斐、龙云等四十四名国民党中委、立委在香港联名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1951年秋，刘携眷属赴巴西定居，专心于子女的培养教育。1978年病逝于巴西，终年八十七岁。

忠烈祠于2004年由市政府、湖南师大拨专款修缮，2011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墓

陆军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上方。抗日战争期间三次长沙会战，由三湘子弟组成的陆军第七十三军于长沙外围抗击日军。该军所属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及将士，第七十七师、一九三师、五十师及军司令部直属部队众多官兵壮烈殉国。1946年春，最后一任军长韩俊指令专人督修公墓于此。

公墓由忠义观、陵墓、墓碑、石阶、墓庐等部分组成，均以花岗石铺砌。从山坡下到墓区约百余米台阶石级。墓呈正方形，二级基座，墓座居中，墓碑方柱平顶，立于其上，正面向东，中刻楷书：“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面碑词“精神不死”，为蒋介石所书。碑阴及两侧分别刊 “凛冽万古”“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名山忠骨万古长存”。墓后为存放阵亡将士骨灰处。门洞三个，中门上额题名“忠义观”，两侧对联：

忠昭大麓；

义塞苍冥。

左侧门题名 “义履”，右侧门题名 “仁蹈”。忠义观内阵亡将士骨灰按部队番号分别安放。墓后山上多层排列着七十三军所属官兵之坟。到二十世纪末，由于公墓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忠义观内骨灰坛亦荡然无存。2001年经长沙市政协委员提案，市政府拨款修复。今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三军，组建于抗日战争以前，是一支主要由湖南籍军人组成的部队。抗战爆发后，湘乡人彭位仁担任七十三军军长，下辖暂五师、十五师、七十七师，先后隶属第九、六两个战区。七十三军是湖南抗日战争时期一支英勇善战、威名远播的精锐之师，曾先后转战江西、湖北、湖南广大地区，参加了长沙三次会战、常德会战和湘西会战，不怕牺牲、勇猛作战，在湖南抗战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在长沙军事会议上曾说道：“七十三军彭位仁部，是一个铁锤！”作了高度的评价。

1939年春，七十三军奉命防守武宁。武宁为赣北的一个小县，左倚山，右靠水，仅一条路可通，在军事上为易守难攻之地。日寇以数倍之众，配合飞机、坦克、大炮机枪，持压倒之势，疯狂进犯。七十三军浴血苦战，坚守十四日，战况惨烈，阵亡营长二人、官兵无数。终因工事坚强，士兵训练有素，以精确射击，抵制日寇优势火力。军长彭位仁亲临敌前，与士兵同生死。在军长的激励下，全军上下，人人有杀敌制胜之决心，个个有捐躯报国之壮志，不怕牺牲，奋勇抗拒。阵地有如金城汤池、泰岳屹立。日寇攻势顿成强弩之末，自始至终，均未能越雷池一步。

1941年底，盘踞武汉、岳阳一带的日寇，挟优势海空之掩护，南沿粤汉线，西渡洞庭湖，倾巢进犯，企图一举攻占长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镇守长沙，统辖所部沉着应战。

会战展开后，敌我鏖战多日，双方伤亡惨重。七十三军奉命增援长沙，乃兼程自鄂西赴岳麓山畔，强渡湘江。某日，日寇由天心阁东窜，企图与黄土岭之敌会合。军长彭位仁洞察战机，偕同随员，亲临第一线，自妙高峰挥军截击。全军官兵无不舍身应命，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戮力挺进。是役以旺盛之战志，大无畏之精神深获上级的嘉勉。 

1942年初，七十三军渡湘江，越捞刀河，追击第三次长沙会战败退之日军于飘风山、麻石山之线，遭到日军坚强抵抗。我军遂正面猛攻，找空隙大胆突进，另以主力迂回追击，以捕捉敌军。为有利于指挥，特将指挥所向前推进，以督促部队猛打猛追。当日傍晚，七十三军一部击破敌掩护部队，指挥所于黄昏即进至飘风山北麓，督促部队乘胜追击。日军留下遍地遗尸，仓皇逃去。

1944年夏初，日军第四次进犯长沙。时七十三军集结宁乡沩水南岸，彭位仁奉命指挥由安化东进之友军，阻止敌军，以掩护岳麓山之侧背。部队行军，赶赴阵地，因时在半夜，突天降大雨，平地水深齐膝，道路淹没，桥梁冲失，大地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部队行军一小时不及一里，不能如期到达攻击位置，友军亦受雨阻，中途迟滞。适当日黄昏后，日军欲切断七十三军及友军，并包围攻击七十三军，以一个联队由宁乡西侧与黄材间之月堂湾渡河。日军一个先头大队渡河后，暴雨骤至，山洪暴发，后续部队不能渡河，形成前后分离。其已渡河之大队，占据村庄固守待援。军长彭位仁了解这一情况后，判断敌我主力行动均受阻，决心歼灭渡河之敌。次日上午，彭军长下令发起攻击，由于天雨阴暗，日军飞机及炮兵均不能支援，激战至傍晚，终将该大队全部歼灭，俘获全部装备，取得胜利。七十三军因此获得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嘉奖。

麓山寺

唐人李建勋在游麓山诗中有“虽向钟峰数寺连”之句，可知古时岳麓山中佛寺不少。如今，除了峰顶的道观云麓宫外，佛寺只留下麓山寺一处了。麓山寺始建于三国吴宝鼎三年(268)，亦即西晋泰始四年(时晋已称帝，但吴未灭，长沙属吴)，是长沙诸寺中建立最早的。山门上王闿运所撰楹联“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准确地道出了它的历史渊源。

麓山寺在岳麓山的山腰，《岳麓志》上说：“隋唐以前，塔庙尤盛。”据传那时的庙宇延伸到了山麓。杜甫曾用“寺门高开洞庭野，庙脚插入赤沙湖”极言该寺建筑之宏伟。麓山寺由山门、大雄宝殿、弥勒殿、观音阁、斋堂等组成。二十个世纪抗日战争中屡遭日机的轰炸，主体建筑几乎全毁，仅留下山门和观音阁。1986年以来，由长沙市佛教协会主持恢复旧貌。麓山寺今为“伽蓝七堂制”。山门采用湖南地方建筑风格，为牌楼式，精雕细刻，盘龙雕凤，极尽华丽。前进为弥勒殿，殿内正南祀弥勒佛，背面为韦尼陀塑像，左右两壁嵌佛像十八尊。

中栋为大雄宝殿，三开间单檐歇山，由四十二根石圆柱支撑，盖黄色琉璃瓦，颇具唐风。殿中塑全身佛像三尊，左、右、后壁塑千乘佛。弥勒殿两旁为钟亭、鼓亭，大殿两旁有禅堂、说法堂等。

观音阁在寺院最后一进，祀奉观音老母。殿中不见泥塑木雕的五百罗汉，却于阁前坪中植了两株罗汉松。罗汉松的果实状如人形，酷似罗汉。树上果实累累，就好像无数罗汉陪伴在观音身边。尤其奇特的是：两棵罗汉松相对而立，却虬枝交错，如一道拱门，寺僧称此地为“松关”。因它们与古寺同龄，因此有“六朝松”之名，往往成为诗人吟咏的题材。遗憾的是：清乾隆年间，其中一株被大风刮折。消息传到山下的岳麓书院，学子们纷纷来寺院凭吊，还为此赋诗，张九镒的《麓寺六朝松大风拔一感赋》更是传诵一时。诗云：

翻风啸雨插云根，百尺森然独踞尊。

共说六朝留古迹，已非双树立僧门。

虎岑堂护虬髯影，鹤井泉空蜕骨痕。

倚石坐看偏缺一，眼前灰劫竟谁论？

到清朝末年，另一株也被大雪压死。寺中特地请来高明的木匠，将两株罗汉松做成两条特长的木凳，每张竟长达三丈，可坐二三十人。寺院将这两张特殊的长凳送给了岳麓书院留作纪念。又在观音阁前补种了两棵罗汉松，如今早已高过阁檐了。

麓山寺有一碑，碑文为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撰书。碑文叙述麓山寺创建以来历代住持之名僧说法传经的情况，并一一列举名僧及有关官员对该寺的贡献。书法雄健，为李邕生平之杰作，亦为国内不可多得唐代名碑之一。今存于岳麓书院教学斋一侧。

在离麓山寺不远的山坡上有一座小亭叫半山亭，是寺中为供僧人和香客往返歇脚而修建的。咏此亭的诗作不少，但最为人传诵的则是相传出自“岳麓烧火僧”之手的一首七律：

山半山庵号半云，半留平地半崎嵌。

半山茅块半山石，半壁晴天半壁阴。

半酒半诗堪避俗，半仙半佛好修身。

半间房舍云分半，半听松声半听琴。

二十八字中竟嵌入一十六个半字，一点不显得牵强，可谓用字高手。

麓山寺后原有一块巨石，称三生石，相传为高僧圆泽修炼处。圆泽为唐时麓山寺僧人，他经过刻苦修炼，能知自己的前生和来生，佛教称前生、今生和来生为“三生”，故此石名“三生石”。杭州天竺寺中也有一块三生石，也是圆泽的遗迹，如今尚存。但麓山寺后的三生石却不知去向。清代岳麓书院诸生安仁人欧阳厚墀曾到山中寻访，没有找到，只留下“至今到处是云根，未知谁是三生石”的诗句。

今麓山寺方丈为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圣辉原是一位受尽艰难的“四类分子”子弟，1981年三十岁时在九华山出家。次年回到家乡长沙，在开福寺参加中国佛学院入学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仅小学文化的圣辉，通过刻苦自学，获中国佛学院硕士学位。2000年他作为中国宗教领袖七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参加了联合国“千年和平大会”。“虚空我尽，我愿无穷”是圣辉法师献身中国佛教事业的境界与理想。

开福寺

开福寺位于长沙城北湘江东岸的凤嘴处，即今开福区的开福寺路，是我国古代佛教禅宗临济宗杨岐派的著名寺院。

公元908年，唐亡。朱全忠改国号为梁，是为梁太祖。从此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朱全忠系黄巢旧将，新立国，为安抚群雄，便大肆封王。其中木匠出身的大将马殷被封为楚王，建都长沙。马殷死后，其子马希范继楚王位，便在现开福寺处辟了一个避暑和上巳祓禊的行宫会春园，后唐天成二年（927）将会春园的一部分拨给僧人保宁，创建了开福寺。

开福寺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兴盛时，住僧达千余人。可谓香火不绝，名僧辈出。北宋洪蕴，佛、医俱精，被宋太祖招见，赐紫方袍。北宋末年，开福寺进入鼎盛时期，寺内寺外有十六大景观，即：紫微山、碧浪湖、白莲池、龙泉井、放生池、鸳鸯井、凤嘴洲、木鱼岭、祓禊亭、嘉宴堂、会春园、回步桥、捨茶亭、清泰桥、舍利塔、千僧锅等。南宋时，道宁禅师住持，使佛寺中兴，其临济宗杨岐派五传至日本僧人觉心。觉心归国后，创“法灯派”，被日皇赐以“法灯圆明国师”谥号，僧徒众多。明朝时，吉王封于长沙，曾铸造一座重达两吨的观音铜像。

    清末八指头陀（释敬安）有《开福寺怀古》二首，其一曰：

只今开福寺，自昔会春园。

驻锡神僧杳，流杯旧址存。

客来一洒泪，花落竟无言。

怀古情何限，江寒啼暮猿。

当年王闿运与八指头陀等十九位名士在开福寺成立了一个碧湖诗社，经常雅集兴会，赏月抒怀、饮酒赋诗。八指头陀对碧浪湖情有独钟，仅诗题上有“碧湖”“碧浪”字样的诗就有二十多首，如“碧浪湖远眺”：

会春园里乱栖鸦，佳宴堂前日影斜。

洗尽繁华一湖水，野风吹放白莲花。

八指头陀之所以写了那么多与碧浪湖相关的诗，除了碧浪湖本身的优美之外，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与王闿运有关。王闿运对八指头陀十分欣赏，而且他又有浓厚的“碧浪湖情结”。光绪十二年创建碧湖诗社，时常在碧湖举行诗会。王闿运曾经与裴樾岑、李元度等人商量，想在碧浪湖畔各造屋三四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建小别墅。起居在风景之中，何其浪漫。碧浪湖畔，曾有一流杯亭，不知何时倒塌了，王闿运一直想建一座新亭。彭玉麟在世时，王就多次向他提议，并说将建的亭子作为百年后的专祠，保证可与南京莫愁湖中的“棋楼亭”媲美。然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光绪三十年，日本僧人“六休上人”来游长沙，在开福寺挂锡。王闿运与他谈起修亭之事，他非常愿意助成此事。于是，由“六休上人”等出资，王闿运亲任总指挥，历时三年，总算把亭建成。亭落成后，王闿运作有《碧浪湖新亭记》以述其详。

千余年来，开福寺经过多次改建重修。今存建筑为光绪十三年（1887）重建，民国十一年（1922）又有改建修葺。清末民初诗人赵宗献撰开福寺联云：

佛本无生，信陆像水龙，百转劫灰终不死；

我来访旧，看紫微碧浪，千秋景物此重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损毁严重，1983年再次进行了全面修整。

今开福寺占地十二公顷，殿宇宏丽，气势非凡。整个寺院以三米高的红墙环绕，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山门、三大殿及两厢的堂舍等，2006年新增大悲殿等建筑。

山门即开福寺大门，为四柱三门花岗石牌坊式建筑，高十米，宽八米五。上作三层短檐，盖黄色琉璃瓦，中置宝顶，鳌鱼鸱吻。门坊上分栏为浮雕彩绘，或为人物，或为树木花草，色泽斑斓。中门上方刊石匾，刻“古开福寺”四个大字，系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时由江苏福山镇总兵陈海鹏题写；两侧门联，为嘉庆十一年（1806）湖南布政使、名书法家韩葑所书，联云：

紫微栖凤；

碧浪潜龙。

左、右门上方则分别为浮雕“回头”“是岸”四字。山门两旁立有石狮、石象各一对，以护卫山门。进入山门，即放生池，上架单拱花岗石桥一座。走过石桥，就到了三大殿。

前殿为弥勒殿。中殿为正殿，又称大雄宝殿，是寺内的主体建筑。后殿为毗卢殿，殿内左右两壁塑有五百小罗汉，高约零点四米，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寺内楹联甚多，大佛殿的一幅颇有特色，联中折射出的佛教哲学耐人寻味。联云：

斋鱼敲落碧湖月，觉、觉、觉、觉，先觉后觉，无非觉觉；

清钟撞破麓峰云，空、空、空、空，色空相空，总是空空。

马楚名刹开福寺，自创建千余年来，一直香火旺盛，佛事兴隆。特别是每年大年初一，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菩萨生日，四方香客络绎而来，山门佛殿人如潮涌，香烟缭绕，钟罄齐鸣，好一派兴旺气象。

铁炉寺

铁炉寺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汉回村铁炉冲。此地四面环山，西边低阔，中为腹地，形状酷似古人烧饭用的铁炉锅，故名铁炉冲。旧志无铁炉寺的记载。现任主持自然在一篇自述中写道：“我是1983年来寺出家的，当时只有十七岁，记得当时大殿供奉的是一尊一米多高的释迦牟尼佛坐像，旁边还有一张用镜框装着的着官袍的古人像。我十分好奇，曾就本寺历史与这张相片的来历问过寺中师太，得到的答复是：传说是‘先有铁炉寺，后有开福寺；先有开福寺，后有长沙城。’至于那个穿官服的古人像，则是宋朝爱国名将岳飞。师太还告诉我，铁炉寺天井中原有两棵三人才能合抱的古茶树，是岳飞出兵洞庭湖一带路过此地时亲手种植的。每至冬春时节，树上数千朵重瓣茶花缀于枝头，艳丽多姿，堪称一大景观。可惜的是，这两棵树毁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个雷雨交加的恐怖之夜。”很显然，“先有铁炉寺，后有开福寺；先有开福寺，后有长沙城”是有误的，因长沙城在汉高祖五年就有了，而开福寺创建于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先有铁炉寺，后有开福寺，也无据可查。

铁炉寺旧志虽无记载，但如果那两棵古茶系岳飞所栽的传说可信，那铁炉寺的历史便近千年。再者，从该寺保存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两座石塔和两通石碑中，亦可略知铁炉寺的历史。石塔之一是曹洞宗僧人百祥和尚墓。其碑文说他生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殁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此可断定铁炉寺的历史至少在一百六十年以上。另一座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百隆堂子孙为十三世南泉清太和尚所建的普同塔，塔上所列徒众名单有四代二十七人之多。由此则可断定该寺在清末住僧不少，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型佛教道场，其法源应属禅宗门下临济宗支派。两通石碑，一系同治十一年（1872）所立。碑文内容是，本寺僧人开悟因故离寺，请人作证立下凭契，将寺院及屋契卖与僧人悟一名下。另一块立于民国二十年（1931），上载：“铁炉寺深藏山谷，古茶蔚起，形似鹫岭祇园；水秀山环，恰似蓬莱方丈。”立此碑的是比丘尼妙谌、妙觉、真修等。可见民国时期铁炉寺已由僧寺改为尼庵了。

1959年寺院被拆，只剩两间杂屋。比丘尼复度、正顺师徒仍苦守于此，勤织巧刺，凭劳动维持着清淡的生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寺宇再遭破坏，比丘尼被逐，佛像被砸，生长在铁炉寺的两棵古茶树也毁于一旦。直到八十年代，百废待兴。铁炉寺的两间杂屋凭借号召力，引来了比丘尼了证、迪光、觉明、培光等共住，之后，又有明悟、晓忏、培德、晓悟等前来挂单。她们一方面节衣缩食，一方面开始做起了重兴铁炉寺的梦。通过他们十几年的努力，这个重兴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1995年，铁炉寺在晓忏法师的主持下，全面修复，并举行了佛像的开光典礼。这里的佛像排列与众不同，中为如来佛，后为观音菩萨，左右为普贤、文殊二菩萨，两边是二十四诸天。而地藏菩萨建在大雄宝殿的右山。大殿落成后，中国当代高僧、四川尼众佛学院院长隆莲上人特题联曰：

断无明斩钉截铁；

度众生大冶洪炉。

今日铁炉寺，大小建筑六十余间，错落有致，依序而建有大雄宝殿、念佛堂、清规堂、香积厨、斋堂、息心所、海会塔以及山门、寮房等。寺宇四周密林千顷，松涛回旋，林环古刹，寺隐其中。寺内佛像庄严，万千气象；殿外香烟缭绕，风铃阵阵，如鸟和鸣，嘤嘤成韵。

铁炉寺现任住持自然法师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中惟一宗教界代表出席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亦工诗词，禅事之余，又以写作为乐。近年，她的著作《炉香夜话》和《炉香心语》陆续出版，受到方家的好评与四众弟子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