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闵都君印”金印大起底

名称：“闵都君印”金印　　年代：西汉　　规格：高0.9厘米　　直径1.3厘米　　重10.9克　　级别：国家一级文物　　现藏：长沙博物馆

　　潘钰

　　“闵都君印”金印，1976年出土于长沙市复兴街。金印高约0.9厘米、直径1.3厘米。印体呈半球状，球状的顶部横贯一穿，孔径0.15厘米，可用以系纽绶带；印面圆周以阴线勾勒出一圈边栏，栏内阴刻篆文的“闵都君印”四字非常清晰。金印出土时紧挨着一把环首铁剑和一件滑石璧，还有散落的水晶珠等饰品，都位于墓室正中央的位置，由此推断，“闵都君印”金印应当是系于墓主腰部，正好与金印紫绶于腰的特征相应验。

　　战国秦汉时期，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在生前不能合法取得国家赐予的金印紫绶，就把怀金垂紫的威仪保留到百年之后的地下世界。在已出土的两汉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陪葬的金印，“闵都君印”金印即是其中之一。

　　西汉中期武帝即位，经历过文景盛世之后，民富国强，出现了“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境况。几十年经济财富的积累，社会上开始滋生奢靡之风，厚葬的观念重新涌现。及至西汉宣元以后，朝政颓废，纲纪败坏，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和控制有所减弱，地方上金器或私人铸造的金印可能在民间富裕阶层中蔓延开来。

　　新莽时期，通过禅让取得帝位的王莽，精心策划了托古改制的历史闹剧。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寄希望于在刑罚、礼仪及田宅车服等仪式方面全部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因此，社会各阶层中，复古之风盛行。长沙国的地方贵族，这枚“闵都君印”的主人，运用富裕的家财，私自铸造了这枚金印，终于实现了怀金垂紫的汉官威仪，并且还用战国私玺的形制铸造印章，刻意迎合社会上的复古风气。

　　“闵都君印”所见的“都君”，先秦时期指代虞舜，后来也泛称诸侯帝王。虞舜所居之地，三年成都，所以尊称虞舜为都君。这枚金印上的“都君”涵义，更是像虞舜之类的圣贤之人的一种代称，即是闵氏家族中德高望重、品格高尚之人。这种以古名指代的现象在历史上有过案例，如东汉末年曹操就称荀彧为“吾之子房”，典韦是“古之恶来”。

　　闵翁主墓，1959年清理发掘，是一座带阶梯墓道的大型凸形直穴土坑墓，出土了刻有“闵翁主家”铭文的铜奁和“翁主”赤金印。翁主，《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诸王女曰翁主。”所以闵翁主当为诸侯王之女，但是遍查汉书王侯表，却并没有发现闵姓诸侯王或列侯的记载。但据《汉书·高五王传》记载：“纪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根据唐人颜师古的注释：“诸王女曰翁主，而纪氏所生，故谓之纪翁主。”同理类推，闵翁主是闵氏所生，从母而姓。同时，史书记载，也有诸侯王女从夫而姓的，如光武帝郭皇后的母亲，是汉景帝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嫁于郭昌，号称“郭主”，即郭翁主。

　　闵翁主作为刘姓长沙王的女儿，其墓葬规格大过闵都君墓，闵翁主不论是从母而姓还是从夫而姓，都表明存在过一个闵氏家族，是刘氏长沙国王室的姻亲。正因为长沙国王室姻亲这样显赫的家世，闵都君和闵氏家族才有能力铸造金印，显示其高贵的门第和殷实的家产。

　　“闵都君印”金印不算大，闵都君其人，金印露其富，闵姓显其贵，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因为长沙国王室的姻亲身份被我们所熟知。透过“闵都君印”金印，我们了解了西汉长沙国的贵族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