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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花鼓戏来长“寻本溯源”

2017-10-22 20:4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15| 评论: 0|来自: 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连日来,由文化部艺术司、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全国花鼓戏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在长沙紧锣密鼓地进行,来自陕西、湖北和湖南的20余个大小剧目连续登场,长沙花鼓戏迷们过足了瘾。

  “我以为只有湖南才有花鼓戏!”不少长沙人不明白为何陕西、湖北还有花鼓戏。原来,很多地方都有花鼓戏,只是在众多“花鼓戏”中,湖南花鼓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为湖南地方戏曲的一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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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花鼓戏《带灯》来长大受欢迎,其导演羡慕长沙“戏窝子”的好氛围

  我这里将海哥好有一比呀/胡大姐———呃/我的妻———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罗嗬嗬/我把你比牛郎不差毫分啦/那我就比不上罗嗬嗬/你比他还有多咯呃/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咯嗬嗬/刘海哥你是我的夫哇/胡大姐你随着我来走罗嗬嗬/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行罗/走罗———行啦……

  这曲出自花鼓戏《刘海砍樵》中胡秀英与刘海的同名对唱活泼欢快,把二人成婚,双双归家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风趣可爱,成为了湖南花鼓戏“招牌唱段”,脍炙人口。长沙人爱花鼓戏,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上到八九十岁的长沙爹爹娭毑,下到幼儿园的小孩子,时常都会情不自禁地哼上几句。有的甚至还能有板有眼地来个即兴“演出”,唱腔、表情、身段、走姿等等台上演出的套路模仿得惟妙惟肖。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全国花鼓戏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几乎都被长沙观众“包场”,“只要大筒一拉,下面的观众就会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大型陕西商洛花鼓现代戏《带灯》导演李小斌说,“长沙人看花鼓戏这阵势,真是少有。”

  是次来长演出的《带灯》是根据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剧中女主人公带灯是樱镇的综治办主任,她主要负责处理山村所有的矛盾纠纷和上访事件,农村的琐事让她心烦,百姓的窘遇又让她同情。就在这些对比之中,带灯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化解了很多矛盾……对于这样一部现代写实的花鼓戏,来长沙演出之前,我们还担心会不会被长沙观众接受?但《带灯》在长沙实验剧场上演结束时,伴随着主题曲奏响,全场观众都鼓起了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李小斌称,作为从事花鼓戏的艺术人员,他不得不羡慕“长沙有这么多花鼓戏观众!不但台上出戏,台下也出戏啊,人说长沙是花鼓戏的‘戏窝子’,一点都不假!”

  前日,记者因事路过芙蓉区紫薇路一小区,见一位老人正拿着一部播放机坐在小区花园里在听花鼓戏,“爹爹今年高寿?”记者问。老人微微一笑说:“92岁了。”这位老人说他姓邓,只要不下雨就会到外面走一走,但每次必带着播放机,“听了几十年的花鼓戏了,不听就会生病!”邓老说,他最喜欢的花鼓戏是《打铜锣》,“那蔡九唱得跟他人一样,癫里癫气,有味!”

  在邓老一旁的后人说:“老爷子除了睡觉不听戏外,只要稍有空闲就会听戏!你不知道,没买这个播放机前,家里的电视机长期定在戏曲频道,都被老爷子一个人包了。”就在说话的空当,邓老忽地底气十足地来了一句:“我好荒唐呀,就是呃去年这时光,大队部找我去商量,要我鸣锣关鸡鸭,免得糟蹋到口的粮……”直把路人听得一脸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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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陕西湖北等多地流行的花鼓戏,“莫不与华容县西湖艺人有着不解之缘”

  湖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禹新荣介绍,湖南花鼓戏、陕西商洛花鼓戏和湖北花鼓戏等都产生于民间,曲调取材于民歌小调、山歌和船歌号子等,都属于曲牌连缀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三小为主要行当,形式以载歌载舞、风趣幽默为主,同时吸收各大剧种的程式发展而来。“最大的区别就是地域不同产生方言、习俗差异,其次是唱腔板式、曲牌和调式名称上有部分不同。”

  在人们的印象中,陕西只有“一脸包公样、把人唱得青筋爆爆的秦腔”,不想还出花鼓戏!

  李小斌说,商洛花鼓民间通称花鼓子、地蹦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清光绪三年湖北郧阳遭受水灾,大批灾民进入商洛地区,带来了郧阳流行的花鼓戏。后花鼓戏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商洛花鼓。”

  而湖北花鼓戏起源于清朝中期,流行于江汉平原一带,是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载歌载舞的乡土戏曲,充满浓郁的江汉平原地方情调,其唱腔悠扬、甜美、悦耳;表演既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湖乡生活和湖乡风貌,又具有浓郁的汉族民间生活气息。 

  “湖北的花鼓戏多唱打锣腔,有的唱大筒腔。这和湖南花鼓戏很接近。”原湖南省曲艺团团长李迪辉认为,不管是陕西花鼓戏、安徽花鼓戏,“莫不与岳阳市华容县有着不解之缘,是华容县北景港镇西湖艺人得以传播、发展和流传,才有如今沿长江以及湘江、汉水地域的花鼓戏”。

  李迪辉是《刘海砍樵》里刘海扮演者、花鼓戏大师级人物何冬保的嫡传弟子,与何冬保一样,同为华容县北景港镇人。“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

  李迪辉说,过去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湖南的花鼓戏的前身是地花鼓,地花鼓是只有丑、旦演出的‘二小戏’。这种‘二小戏’,在华容西湖一带喊地花鼓,浏阳喊花鼓灯,宁乡喊竹马灯。”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传统民间小调和牌子曲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李迪辉说。

  李迪辉告诉记者,华容县是戏窝子,艺人辈出,还出了大批会史元老,蔡教章、杨保生、何冬保、胡华生等人,“他们把西湖路花鼓戏带进长沙,奠定了湖南花鼓戏根基……可以说华容人对于湖南花鼓戏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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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40年代花鼓戏艺人白天挑河水、卖烤红薯,才能换来晚上登台唱戏

  湖南花鼓戏虽说后来发展有了生、旦、净、丑诸行当,但小旦、小生、小丑仍占主要地位,表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注重不断吸收传统的表演技巧,如岳阳花鼓戏就直接从巴陵戏中借鉴传统戏的袍带、翎子、翅子、扇子、官衣、罗帽、胡子、把子和扑、跌、翻、打等表演技巧,用于塑造人物和表现情节,以丰富花鼓戏剧种的表现力。

  而且,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生活中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等。“后期由于剧目的发展,表演艺术也有所丰富,如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武功表演。”

  李迪辉说,花鼓戏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早年,花鼓戏被污作“淫戏”。“过去长沙俗话称花鼓戏为‘躲躲落和’,就是说只能秘密表演的意思。不准到剧院演出。主要是因为以前唱的基本上是私怀胎、十八摸、反情(情侣反目)这类的。其实有些戏也不淫,主要是以前的人放不开。比如有个反情戏是这样唱的:‘要反情就反情,反情就在今晚深。曾记得那一年,你到我家来买田。堂屋里有火你不吃烟,偏偏来到奴的灶门前……’仔细听听,这里面哪里有淫秽的地方?”

  1945年底,借着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长沙很多戏园子差不多全场开放,蒋寿世等人在黄兴路中段创设可园,中设红叶餐厅,东有银星影院,西设绿菽书场,为战后长沙新兴的娱乐场所。在绿菽书场,延聘花鼓戏艺人出演。当时还不敢公开名为花鼓戏,易名日“楚剧”。书场前台经理为宾正眸,剧团由花鼓戏西湖路艺人何冬保、张汉卿、姚悟卿、胡华松等人组成,班名楚剧改进社。“当时像何冬保这些西湖路艺人煞费苦心,几经周转,才能获准演出的。国民党市党部既要缴呈剧本,又要审查剧目,一再刁难,最后才批准试演7天。”

  艺人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白天挑河水、卖烤红薯度日,才能换来晚上登台演出的机会。“何冬保到处求援,请客送礼,确实出力不少。1946年,花鼓戏登台第一天的《打泡戏》演的是《秦雪梅教子成名》,得到国民党市党部的许可。从此得以延续上演,为时达半年之久。但票价虽收茶资三角,一则以座位不多,仅能容三四百人;二则以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剧团还是不易维持;三则以修通黄兴北路,书场被拆。”

  1948年,迁至中山西路民众戏院,演出未久,又告歇业。几经交涉,又在雪园后面露天场演出一个短时期,最后迁到黄泥街双鸿里美琪戏院。“解放前夕,有些艺人误信谣言,纷纷离长。何冬保仍坚守阵地。直至敲锣打鼓迎接解放。解放后,大批花鼓戏艺人涌入长沙,花鼓戏剧院一夜多达18家,可称全盛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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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哥”将花鼓调唱到了北京怀仁堂,花鼓戏历经磨难终得翻身

  “我们‘胜利班’1946年夏初进入长沙,唱了3个月才站住脚。1948年,我们戏班积攒了一些钱,就在中山西路盖了一个简陋的戏园,取名‘民众乐园’。”李迪辉至今还记得他师傅何冬保当年说的这段话。所以,现在每每与人谈起花鼓戏时,李迪辉就会说,“主要搭帮何冬保第一次将花鼓戏登上了大雅之堂该戏种才‘翻身’”。

  1983年10月,重病住院治疗的何冬保郑重其事地将其子何治国急急地叫到病床前,向何治国讲述了他与《刘海砍樵》的前前后后。“我父亲7岁的时候就接触了《刘海砍樵》,他是凭着这出戏唱到长沙的。”今年12月11日晚,何治国说起这些,对父亲充满敬佩之情。

  何治国回忆,1951年10月的一个晚上,何冬保等突然接到通知要演一出传统的花鼓戏给一位“重要人物”看。何冬保提出演《刘海砍樵》,但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反对,理由是这出戏里有封建迷信的东西。何冬保提出“去掉狐狸变人那些内容”并保证“出了问题负完全责任”。演出时间到了,同行们只好同意,但都捏着一把汗。

  其实,这位“重要人物”就是听花鼓戏长大的湖南益阳人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第二天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扬明确指出《刘海砍樵》这个戏很好,是一出美丽的神话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戏或鬼戏。而且艺术水平很高,如最后刘海托着胡秀英下场的动作,就可以与西洋芭蕾舞中的“托举”媲美。

  何治国说,周扬高度赞扬的那个“托举”动作是他父亲的“妙手偶得”。当年在家乡演出时,有人一高兴就将一挂鞭炮扔到了台上,父亲想起他的搭档穿的红裙子是偷了家里的帐帷做的,要是被鞭炮炸坏了交不了差。情急之下,他托着搭档就往后台跑,不想这个动作却赢得了一片喝彩,成为了一个招牌动作。

  1952年,《刘海砍樵》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获得二等奖,饰刘海的何冬保和饰胡秀英的萧重珪均获演员三等奖。也就在同年10月9日,《刘海砍樵》剧组被邀请到北京怀仁堂向中央首长作汇报演出。

  何冬保对何治国详细讲述了当年演出的情形:“我和萧重珪的《刘海砍樵》排在最后……我一出场,便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那时,我心里无比激动,唱得更来劲了……演出结束后,我们去餐厅吃饭。这个时候,周总理过来了,他和我们一一握过手,问我们在北京是否习惯,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同时,他还说‘本来毛主席要来亲自看望你们,我说时间晚了,我就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毛主席以前没看过汉剧和豫剧,但花鼓戏还熟悉。主席是年轻的时候看过花鼓戏的,他讲现在改进了,很好!今天,主席在看花鼓戏的时候,还哼了几句呢!’我当时听了周总理这一番话后,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

  1956年10月1日,何冬保被邀赴京参加国庆大典。大典前,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观礼代表。“我激动得眼睛湿润了,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使劲地抖动。这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周总理微笑着指着我介绍道:‘这就是湖南的刘海哥’。”

  “那时我父亲在重病中,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那神情仿佛还握着毛主席的手没放一样。”何治国说,1958年,“湖南的刘海哥”何冬保成了“右派”。“政治上的打击使父亲失去了上台唱戏的机会。”

  李迪辉说,当时,何冬保被迫下放华容老家,参加钱粮湖围垦。“我们农村人,不晓得什么‘右派’,听到讲唱刘海的何冬保来了,都跑过去看。师父下放三年,本来是要劳动改造三年的,结果又唱了三年的戏。一到华容,师父就被农场的领导安排在指挥部里。师父演戏、编戏都来得。在农场里,他看到插秧机,就给插秧机编了段唱词:‘插秧机,巧又轻,飞奔田中快如风。远看好似龙现爪,近看好似虎翻身。’他还编了个《观劳模》,后改编成《看卫星》……我就是师父下放的时候,开始跟师父学戏的。我个子小,师父有时候就把我举到肩上,有时候把我化装成猴子,他自己化装成演猴把戏的。师父是个农村人,他戏里面很多动作来自劳动中。师父后来跟我讲,‘都演刘海,(别人)为什么演我不赢?因为我演的是刘海,他们演的是何冬保’。”

  1982年,中央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到湖南来抢救花鼓戏,那个时候,几经磨难的何冬保已经因为肺气肿病得不行了。但他还是演了一次《刘海砍樵》。“师父当时喘气不赢,又休克了两次。但他还是坚持在台上摆动作,我在边上唱。到最后托举胡秀英出场的时候,我替换师父出场。”李迪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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