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过往之长沙王葵园先生百零五年生日

长沙王葵园先生百零五年生日

门人曹典球

去岁之八月八日，为旧历之七月一日，是时 美之新奇武器原子炸弹，方于前二日轰炸日本广岛，苏联对日宣战。亦甚嚣尘上，余时居安化桥头河贺姓培养园，以寇倾覆在即，避难八年，还乡有日，大喜过望，乃忽忆是日为吾乡王葵园先生一百零五岁诞辰，爰于侵晨，命庖丁烹一鸡，佐以豚蹄鱼数事，飞柬大湖南日报馆主陈大榕，主笔傅家圭，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熊梦飞，建国中学校校长魏文悌，董事邱鹤山，第一中学主事袁圣瞻等十余人，置酒高会，以为纪念，并为文以记其事。登诸是日桥头河湖南日报，不意仅隔三日，即八月十日夜，日寇果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无条件投降之讯至，距今忽忽又一年矣，余已守寇退则返之训，絜眷还乡，而葵园故居，尚得于兵口残破之余，大致幸存。祠宇无恙。传书有人，今日之先生诞辰。长沙景仰先生之人士，发起公祭，其祭品与酒食，乃先生哲嗣石庵延祺两君供张之，不复如去岁余伏处穷乡独居怀旧时之偶尔凑泊草草团聚也。夫人之生也。于杨朱有言生则尧舜，死则朽骨，生则桀纣。死则朽骨，然而古今名人一朽骨也，于其死后之生日，又何纪念之有，彼不闻物理学家牛顿三百年诞辰前数日尚有人为之纪念乎，何以如是其恋恋忽忘也，今余之纪念葵园也，毋乃类是，此其故，亦毋庸深究，兹石庵君于抗战之后，得还故居，重修礼典，其大喜过望，与余去岁之在桥头河之心境，固不相若。而以有国而后有家，有家而后可祀其先人，可记其已往之事迹则一也。是以余渊渊而思，为此文以为不知葵园者告焉。

葵园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七月朔日，时为公元一八四二年距今恰百零五岁。其一生之历史，在清季朝局混乱若存若亡之时，其学术之成功，与其谓为经学家文章家，毋宁谓之为历史家为经济家，何以知之，即其晚年所著之五洲地理志略序文，于东西文化不同之点，可谓无遗。于今日世界战事之激烈，贻害人类，可谓洞若观火，兹录之于左，倘阅者于此而深长思之，知东西文化不同之故，求所以解答之方，而使西方嗜杀之夫，有放下屠刀之一日，则先生自足千古云。

五洲环列，人生其中，饮食衣服男女同也，其异者，亚洲喜土著，而畏远游，惟无俚者不然，欧人则行商徙居，莫不意轻万里，是故世无欧人，必无美非澳三洲，无三洲，则地球不通，故欧人者今世界之枢纽也，亚洲礼义之邦，中华最古，数千年来，圣君贤佐，汲汲孜孜，惟以养民为务，至于本朝统一胡汉，先衣裳而后兵革，遏寇虐而亟安怀，上下一体，中外一视，欧人期所趋在利，所尚在气，夺人地，夷人国，以殖吾民，而彼民之生计有无弗问也，明明灭人国，美其名曰保护，但蔪我武之扬，虽穷兵如拿破仑，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民无怨毒其上之心，其异趣也若此，人之生也莫不愿似续我人，笑语我室，而去不返愿视死如归者，岂天之降才固殊哉，盖西人为学，以象数为体，工商为用，军旅为辅，其于文字历史近之矣，百家杂出，各以术鸣，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见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如愿上也，见有子孙焉，俄焉若无子孙也，故土之念轻，伦纪之爱薄，仁让之意微，故争竞之情炽，非诗书不能和柔其血气，非道德无以澡雪其性天，此盖俟之千百年后者矣，余生五洲大通之世，年力丧谢，不能周历山川，开拓胸臆，滋用为愧，泛览诸志，叙述歧分，译音互殊，难可推究，爰综厥纲领，为一编，欲以祛纽之迷惑养方隅之考求，于所不知，养从盖阙，后之君子幸无执其方闻笑此穴见也。

先生不仕清廷，退而隐居，自光绪十四年戊子岁劾太监李莲英始，其原折人多未见，兹录之于左，文云：

为太监招摇请旨惩戒事，臣维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政之事，皇太后帘听以来，办理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为太监者，宜如何小心谨慎，痛戒非为，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臣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  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皮硝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臣虽职守攸羁，何敢稍存瞻顾之私，缄默姑待，以负圣朝云云。

且革命者，历史之产物也，世无有革命家不知历史而知革命者也，亦未有历史家不知革命之理者，不知历史必须革命而可以避免者，先生早年科第，服事清廷，见清政之不纲，尤明世界之大势，于清季革命潮流，早知其无可挽回，固有屈平系心怀王庶几一悟之希望。而于湘中革命党人，则往来酬酢，敬之爱之，虽议论时有牴牾，而其心未尝不加爱护，即于宜统间，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教务长黎口生先生，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之教务长余焕东先生，高等常常教务周道腴先生，前高等实业学堂之监督彭心荃先生，皆同盟会之干部，而鼓吹革命之健将也，先生面明知之，耳熟之，且尝称许其学行之纯笃及才具之凡常荐， 举于提学使之前，力保其可为人师，此余所习闻者，此亦先生之轶事，述之以为纪念先生者告，世有知人论世之君子，可读其所著《两汉书补注》及《十一朝东华录》《五洲地理志略》诸书，当可明了其一二矣。

（原载1946年7月28日长沙《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