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万象·市井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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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风情

【市井风情】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编委】
顾问  张云川 文选德 谭仲池 杨顺初 钟兴祥 易希文 张贤遵
主编  郑佳明
副主编  彭宗佑 彭勃 张可夫 孙永鑫 陈森琪
执行主编  刘耀杰
执行副主编  陈先枢
委员  王国平 向建州 刘绪甲 李电晖 任骏 陈光 沈亮之 杨长江 罗斯旦 罗衡宁 罗力可 周英 郭玉岐 顾庆丰 梁小进 黄丽萍 黄纲正 童怀 彭跃飞 谭建华 (按姓氏笔画为序)
责任编辑  邓映如
【本册编辑】
图片收集  陈先枢 梁小进 周英 顾庆丰 龚坚 陈光 任骏 易家敏
编辑  陈先枢
著文  陈先枢 杨长江 梁小进 罗斯旦
审订  郑佳明 刘耀杰 梁小进
电脑制作  陈览月
资料图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博物馆 湖南画报社
来稿图片  罗斯旦 彭跃飞 刘泱泱 沈亮之 黎建明 沈绍尧 文师表 周斐 卢承志 潘松骏 郑晋平 黄海军 易素琼 游振鑫 刘玉龙 羊定国 黄永年 谭子健 李应宗 范广兴 张书志 周全 金国纯 王守信 王森林 成超英 陈先纽 罗霄 谭正 邹新民 邹蓬 杨中信 杨锡贵 欧阳敏 黄曾甫 常友芳 丁克思 王丽西 田腴 童敏 李显模 李修能 朱楚湘 刘亚拉 刘国平 刘铁庚 何小玲 陈金华 郑文斗 易启明 黄敖玲 曹佩明 谢金庭 程亚林 谭迪新 （按来稿图片数量为序，数量相同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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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这是20世纪30—40年代长沙两个大户人家的合影。这样的照片太眼熟了，即使发旧发黄，也一样能将它读懂。照片中人多人少、姓甚名谁、年庚几何、或官或商、或文或武、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慈或严、或稚或玩，如此等等，都无关紧要。照片永远中一样的格局，年长者居中端坐，膝有怡孙，少壮者屏立于后，携妻拱卫。长幼分明，尊卑有别。弥漫在照片上的不是短暂的狂欢，而是安和的幸福。尤其是居中的长者，天伦之至乐，人生之自足，溢于形表。这是大户在家常见的“全家福”照片。少长咸集，数代同堂，和和睦睦，其乐融融，是这些照片永恒的主题。这些发黄的照片其实都在突现一个人生地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者有几人？平天下者能有几人？“齐家”才是大多数人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易甲鹇不再眷恋清军标统的生涯，陈士名也不再沉醉于祖辈的业绩，此时他们心中只有二字——齐家。大户人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被人心羡，称誉乡里。
①30年代初湘阴县云田易姓大家庭合影。二排左六为易甲鹇，清末长沙府留日学生，宣统年间任清军标统。
②善化七里营（今长沙市岳麓区天顶乡清水村）陈姓家族的一支，摄于1943年。前排左坐者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湘城访古录》作者陈运溶之孙陈士名。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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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象征祠堂

【宗族的象征——祠堂】“族必有祠。”祠堂是宗族敬宗收族之地，同时又是向族众宣讲封建礼法的课堂，也是族人讨论族中事务的场所，还是宗族的法庭，因而是宗族的象征和中心。旧时长沙祠堂遍布，长沙老街中至今街巷，如徐祠巷、王祠巷、范祠巷等。民国时期长沙城内的祠堂大多建于清代或清末民初，而且数量很多，凡族居人口较多的地方或适中地都能见到。祠堂分为总祠、支祠和家庙。1938年“文夕”大火，这些建筑十有九毁，今日只能从照片上见到它们的容颜了。祠堂多为仿官殿式建筑，数开数进。一般都有高大的正殿，陈设和供奉一族或一支（房）、一家祖先的神主牌位。正殿前有天井或庭院，有的还有戏台，周围有廊庑、厢房。高耸的墙把祠堂围成一个大院，远远望去颇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
①1938年“文夕”大火前长沙大宗族的祠堂，每逢年节祭辰，族人常聚集于斯，不过平日的大门是紧闭着的。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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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市民生活

【30年代的市民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社会，虽然脱离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经20多年，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并非如政权的更替那么剧烈，那么迅速，仍然处于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缓慢递进的阶段。土、洋并陈，新、旧结合，文明开化与愚昧落后同在，交织出一幅幅纷纭庞杂的社会图画。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最终决定社会面貌的因素。当时的长沙城，已有了机械、电气等近代工业，但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在破烂而陈旧的手工作坊里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长沙的交通运输，出现了先进的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也出现了用以代步的黄包车与自行车，但都只能供官僚、富商、洋人和被称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人所享用，广大人民特别是下层市民还是沿用千百年来的帆船、独轮车。当时已有了电灯，但电力有限、线路不广，费用亦昂，大多市民仍以油灯照明。自来水在旧长沙一直没有出现，人们的饮用洗濯，主要靠河水、井水，挑卖河水一直是部分劳苦群众赖以为生的职业。当时，古代的城墙已经拆除，但城东、城北的隍池（护城河）尚在，旧称便河，水面颇宽，可行舟楫，其水清澈，可供洗濯，于是附近的居民常常提篮携盆，来河边洗菜洗衣，也算得上旧城一景。
①妇孺们提篮携盆在便河边洗衣洗菜。
②从事独轮车运输的车夫久久没有雇主，索性草帽掩面，在车上仰天大睡。
③穷苦的少年在街头路旁摆开简易机械，制作麻绳。
④两位老者在室外空坪摆开棋局，对弈起来。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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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黑镜头

【40年代的黑镜头】用“黑镜头”命名这组20世纪40年代的照片，再确切不过了。视线一碰触到这些照片，心魄没有不被撼痛的。可以肯定，镜头中这些人的表情、这些场景，没有导演、没有摆布、没有雕琢。它之所以令人不忍看视又不容回避，不是美学中的悲剧，而是真实的力量。它是直呈的、赤陈的，它记录着同是人类，却是另类的、非人的、匪夷所思的生存状态。其实也已经说不上“生”了，只有一种存在而已。他们生的权利早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有一位哲人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他们存在的合理性不是也被剥夺殆尽了吗？一张照片上哄抢嗟来之食的孩子，无异于一群饥饿至极的猪狗。照片上那站在一边施舍食物的大人，更象是在欣赏一群饿狗的争斗。那一脸狞笑是多么残酷啊！再看另一张照片，女儿本应该长大后待闺中，可照片上的小女孩稚顽未泯，却待售市上，可怜天下父母心，以手拊头的娘，双手抱膝、双眼低垂的爹，是怎样深深的绝望啊！是谁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和生存的合理性呢？这样的黑镜头多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多了。
①流浪儿在哄抢大人施舍的食物。
②街头卖女。
③坐在黄包车上骂街。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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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庙的庙会

【陶公庙的庙会】在长沙县朗梨镇临湘山，有处神奇的“丹丘紫府”，这就是历经十朝的陶公庙。史载，陶公庙始建于505年（梁天监四年），因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淡、孙侄陶桓结庐在此修练，后羽化成仙，众人念其诚建庙以祀之。后世屡毁屡建。现存建筑基本为清代遗构。整座建筑循中轴线分别为山门、戏楼、庙坪、48级麻石台阶、前殿和后殿。号称“长沙第一楼”的庙中戏楼重建于1932年，是陶公庙整座建筑群之精华。戏楼平面为方形，单檐歇山顶，出檐深远，翼角高翘。檐下如意斗拱，饰以龙凤，额枋与矮栏均镂雕山水人物故事，甚为精美。每逢两个陶公菩萨生日——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日，都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每次10天左右。前来赶庙会、朝拜的成千上万，其中有来自川、鄂、豫、浙、闽、赣、粤、桂等地的香客。他们对陶公菩萨虔诚至极，将小香炉用线吊在手肘皮下，用“朝肉香”形式顶礼膜拜。每次庙会，古戏楼上照例是好戏连台，长沙城里的戏曲名角都登台演出。有湘剧，也有京戏，整天整夜，连演连唱，唱到挂彩处，有钱人给台上争抛赏钱，穷人家则为之喝彩叫好。庙坪里，玩龙、舞龙、罗汉舞、竹马灯，十日庙会，百艺汇集，异彩纷呈。庙会期间，商贾云集，人们因为庙会的需要，结庐成市，首先形成了“三仙街”，接着逐渐形成了今日的朗梨镇。因此，有民谣云：“朗梨街上不作田，两个生期吃一年。”
①20世纪40年代郎梨镇陶公庙戏楼。
②舞龙灯是庙会少不了的活动。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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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人戏和莲花闹

【木人戏和莲花闹】木人戏今称木偶戏，旧时长沙民间称“木脑壳戏”。《旧唐书·崔慎由传》中有长沙“弄傀儡”的记载，可见唐代长沙就有了木偶艺人。明清时已很盛行。木偶戏由演员操纵木偶动作，并由演员配合唱腔和伴奏进行表演。长沙木偶戏主要为杖头木偶，用湘剧唱腔，节目多移植戏曲剧目，生、旦、净、末、丑，无一不有。民国初期，长沙成立老郎庙永定会，形成“活木脑壳戏班”，以“唐万和班”最为著名，曾演出《顺治操兵》等戏。莲花闹又称莲花落，相会源于唐、五代的“散花乐”，最早为僧侣募划时所唱的警言歌曲，宋代以来就在民间流传。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杂剧《龙舟会》中有“更不消曲按琵琶，陪几曲哩落莲花”之句，说明至迟在明代莲花闹就已湖南流传。莲花闹的表形为：演唱者左手执一副竹板，右手执一锯齿状的刮板击节伴奏。莲花闹多为对唱，也有独唱、齐唱、一领一合或一领众合等形式。其唱词常由众合等形式。其唱词常由古人诗句、民间谚语格言联缀而成，以七字句为主，一般是根据主家的身份即兴编唱恭维，祝福之类的吉利词，以求得施舍，间或也有一些诙谐、讽喻的唱段。
①木人戏。
②莲花闹。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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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龙舟

【赛龙舟】《荆楚岁时记》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江，人伤其死，故令舟楫以拯之，竞渡是其遗俗。但竞渡发展到清代及民国时期，常因封建宗族、地方势力的介入而导致械斗。1937年，长沙市水警当局特规定：舟赛为首者具结不发生械斗；龙舟竞渡只作表演。竞渡时，还派警察乘汽船游弋监视，维持治安。中华人民共得国成立后，由宗族为主组织的龙舟赛基本停止，而渐渐转变为一种健康的群众体育运动。1958年5月21——22日，长沙市举办龙舟表演赛、男女舢舨荡桨比赛，1959年6月14日在南湖港到草潮门一带进行端午节龙舟与舢舨竞赛及摩托艇表演。这两次活动，使龙舟竞渡在长沙普遍开展。进入80年代后，赛事频繁，规模宏大。1981年长沙、望城两县有102条龙舟竞渡端午。1984年6月19日，长沙市在浏阳河举行龙舟赛，并组队参加了1985年全国“洞庭杯”龙舟赛。1985年湖南省体委定端午节为农民体育节，长沙有170多条龙舟参赛，观众达22万。1987年赛事更旺，龙舟达200多条，观众逾30万人，蔚为大观。
①1936年端午节长沙龙舟赛场景。
②1984年浏阳河上赛龙舟。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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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乡戏写真

【浏阳乡戏写真】当戏剧走进人间时，浏阳河流域就有了五彩缤纷的乡戏。从明清时代的花灯戏，到近现代的花鼓戏和湘剧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发展。数百年来，唱戏的人在台上反复演绎着历史与生活，看戏的人反复咀嚼着戏中人生。不知是爱看戏的乡民培植了乡戏的繁荣，还是愈演愈炽的乡戏文化滋养了这么多戏迷。活跃在这块地域有大小数十个剧团，几乎村村有戏台。戏台非常简陋，多为临时搭建的草台。草台下常聚集着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知音。唱戏与看戏组合成充满浓郁乡音乡情的乡戏文化景观。乡戏诙谐、热闹，就像浏阳河清澈透明的甘泉，滋润着世代生活在这土地上的纯朴村民。
①万绿丛中的戏台和火爆的演出场面。
②穿着戏装的演员和赶来看戏的农民融汇在一起，使农村的大自然更加流光溢彩。
③年近古稀的戏迷侃起戏来头头是道。
④镇头湘花剧团刚满3岁的小演员很乐意剧团的叔叔给他画脸谱。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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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的嬗变

服饰的嬗变

【服饰的嬗变】服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服饰之功能，一曰御寒，二曰遮羞，三曰审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更替，新王朝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制订严密的冠服制度，不同形制、花色的服饰，便成为人们身份、等级差别的重要标志。影响服饰嬗变的因素，包括地理气候、经济发展、伦常观念、审美观念、政治变幻和民族交往等诸多方面。进入近代，特别受着中西文化交流、国内政局变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国近代服饰的变革首先是从妇女放足、男子剪辫开始的，随后是西服的出现，中山装、学生装的创制和旗袍的普及。服装的中西并存和满汉融合是整个民国时期服饰的特色。解放后，由于片面强调艰苦朴素，宣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直至发展到“文革”时批判“奇装异服”，以致有近30年的服饰生活停滞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的变化首先是从服饰开始的，服装渐渐与时装连在一起，人们可以情之所好，选择自己喜爱的服饰，各种流行款式、流行色和新衣料使人应接不暇。这种变化的意义不亚于清末民初的“入足”和“剪辫”。
①20世纪30年代长沙妇女和儿童的服饰和发式。中西合璧的童装和发式，预示着社会生活也处在新旧交替之中。
②20世纪40年代长沙一对新婚夫妇的婚纱摄影照。50年代以后，婚纱摄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消失。直到80年代初，婚纱影楼才又悄悄出现在长沙街头。
③民国时期的妇女爱着旗袍。
④解放后男子的着装：款式，中山装；颜色，青、蓝、灰；衣料，棉布。这种没有流行变化的统一服饰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
⑤“文革”时期长沙市民三姐妹，“红卫服”是她们最好的服装。
⑥1971年夏一群刚刚初中毕业的女学生结伴到湖大“东方红广场”毛泽东像下留影。她们肩背“红卫包”，一色的长江辫、款式单调的衬衣，但显得十分纯真。
⑦1979年，“文革”虽已结束几年，但人们的行为仍受着许多禁锢，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缓慢，体现在人们的服装上也未见多大变化。
⑧改革开放以后服饰趋向于时装化。图为长沙阿波罗商业城的时装模特。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